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

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建安文学发展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方面略加论述。安建文人重视文学的价值,而且敢于创新。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对诗赋敢于提出形式华丽的要求,第一次提出了诗赋在形式上的标准。这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的重要标志。在《典论·论文》中又称赞王粲“长于辞赋”,这说明他对辞赋的重视。这样,建安文人在创作上摆脱了两汉辞赋的创作追求堆砌词藻的弊病而创作出一些清新明丽、词采华美的抒情     

理学的张扬与自信心的凸显——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

理学的发展与自信心的恢复与张扬,是南宋中期学术文化方面非常显著的特征,辞赋创作的走向与之密切相关。辞赋创作在当时显现出一些新特征:理学与辞赋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辞赋成为宣扬理学观念、阐释理学教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表达理学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辞赋多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辞赋中的这种感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很好地体现了微闻讥刺、诡文谲谏的特征;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以往的浅陋见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辞赋较之从前,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     

魏赋嬗变述略

魏代文坛,辞赋虽然失去了在两汉时期的显赫地位,但基本保持着与五言诗并驾齐驱的发展势态,从“文学转篷”的建安之初到“名士少有全者”的易代之际,文人才士普遍重视、喜爱辞赋,创作、评论辞赋的风气仍旧盛行,题材不断开拓,内容日趋丰富,艺术表现多彩多姿,为两晋南北朝辞赋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社会背景、作家聚散及文学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魏赋的发展呈现比较清晰的阶段性。一些中古文学论著涉及这个时期的辞赋,一般划分为建安与正始两个阶段。我认为,这种划分略嫌笼统,魏赋的演变大致以分为五个阶段为宜。兹作论述,以求指正。     

以颂扬为宗 以宏丽为美——论汉赋的特质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两汉辞赋以其独特的风格闪现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作为风行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它的特质是什么?应当怎样评价它?这就需要对许许多多的作家和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但是,如果在这一基础上,能够略微从宏观的角度去作一些必要的探讨,则或许更有助于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综观两汉辞赋创作,能够反映汉赋思想艺术主要风貌,能够标志两汉辞赋创作主流的,乃是那些以写宫苑、羽猎、郊祀、京都为主的散体大赋,它们堪称一代文学的正宗。一般所谓汉赋,其实主要是指这类作品。而     

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西晋辞赋观简论

赋体文学滥觞于先秦,鼎盛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仍是仪次于五言诗的重要的文学体裁。伴随着辞赋创作的发展,辞赋观也在演进,由汉代的辞赋观,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的《诠赋》,正体现着这一发展过程。探讨汉魏六朝各个时期辞赋观的实况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本文拟就西晋人的辞赋观,举其要试作论述。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魏晋辞赋观念的生成与演变

参照魏晋辞赋发展的清晰轨迹,本文分三个阶段考察了魏晋辞赋观念的产生、演变等问题,同时也对导致其产生、演变的原因以及它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行探讨与分析。探讨与分析虽主要是根据魏晋辞赋观念的固有内涵来展开,但也充分考虑到了相应时期的创作背景和历史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主情与尚丽这两大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左右了魏晋辞赋观念演进的大部分行程,而当其行程结束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则是美与表现力。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论诸葛亮外交政策的得与失

诸葛亮在《草庐对》中为刘备制定了两步走的外交政策,即“联吴抗曹”和“联吴伐魏”,此政策之“得”就是“联吴抗曹”使刘备基本实现了占据荆、益二州,鼎足天下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此政策之“失”在于蜀汉政权建立后,诸葛亮没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而依然坚持“联吴伐魏”的外交政策,使蜀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政权。     

论《三国演义》中的空幻意识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魏蜀吴三国鼎立 ,以魏国胜利、蜀吴失败而告终的历史悲剧。作者罗贯中以刘蜀为汉家正统 ,把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都寄托于匡扶汉室的刘蜀集团身上。这种历史道德化的创作动机 ,却遭到了历史法则的无情嘲弄。他的“拥刘反曹”的历史观 ,因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而陷入困惑之中 ;他的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 ,也随着传统的价值体系的失落而破灭。小说留给读者的 ,只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幻灭 ,和“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的慨叹。这就是《三国演义》耐人寻味之处     

豫章才女蔚为霞——江西闺秀词人创作述略

江西闺秀词的创作,与闺秀词的整体创作基本同步,在越过了唐五代的孕育期之后,也历经宋金的繁荣、元明的衰落、清代的极盛的几个过程,出现过魏夫人、景翩翩、刘淑、朱中楣、曹慎仪、萧恒贞、陶淑等优秀的江西闺秀词人。但由于接受观念、接受环境隔膜,长期以来她们被久置历史深宫无人问津。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建安文学不含吴、蜀文学

“建安文学”具有特定的所指 ,并不包括吴、蜀文学 ;它所特有的历史生成机制 ,也是吴、蜀文学所不具备的。文学史应把曹魏文学与吴、蜀文学分列     

曹操入葬事迹杂考

河南安阳曹魏高陵的发现震动学术界。其墓主是否为曹操,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该文依据相关文献材料,认为其墓主为曹操,并对否认墓主人为曹操的几个主要论点分别加以反驳,得出以下看法:"魏武王"石牌、石枕绝非伪造,确为证明墓主身份之铁证;哀策、王印不在墓中有其特殊原因,不能据此质疑考古结论;曹操入葬时未曾建造疑冢,故不应将此墓视作疑冢;曹操墓不可能位于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葬群。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人物之死

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魏、吴、蜀三方人物之死 ,并不严格按照历史事实 ,而是视其对蜀方的利害 ,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表现了其鲜明的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性 ,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独创性。罗贯中在人物之死上的艺术独创性与其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诸葛亮荆益战略刍议

荆益战略是诸葛亮至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集团始则进取荆州,窥北控南。继而又占夺西川,卒成帝业。蜀汉基业成在荆州,败也在荆州。在中原逐鹿,三国纷争,蜀汉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当军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诸葛亮若能审时度势,事变策异,主动放弃荆州,退守西川,如此,既可与东吴修好,又能确保刘备集团的锐气,进而全力伐曹,克复中原,则汉室可兴,霸业定成。     

《三国志》各卷导读

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入传人物将近六百人之多。各卷之人物,有何共性？有何特征？有何背景？有何亮点？有何真趣？有何借鉴？不能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当今的年轻读者,往往难以得其门而入。此文对《三国志》各卷,作一深入浅出之导读。每卷导读200字,力求内容简明扼要,行文生动通俗。     

略论三国后期的两淮水利工程

汉末世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曹操为强兵足食而推行屯田措施,从而刺激了曹魏时期水利工程的建设。曹魏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为曹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军事漕运水利工程的兴修为曹魏、西晋的伐吴提供了保证。曹魏的两淮水利工程对三国后期政治格局的变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