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治与自治之间——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理性审视

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宗族可谓是几经兴衰。20世纪以来,宗族在历经了批判与打击、摧毁、消匿以及复兴几个阶段后,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一定的乡村整合功用。长久以来,作为一种乡村非正式权力形式,宗族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弄清其复兴的来龙去脉,理性分析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将有助于实现宗族势力和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对接,尽量实现"软着陆",从而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前进脚步。     

"九·一八事变"对东北农村宗族结构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势力深入中国东北农村,冲击了东北农村社会的宗族制度,使得民初以来宗族的变迁过程发生逆向性发展,宗族制的弱化过程发生改变而出现强化趋势,中断了中国东北农村社会正常的变迁过程.     

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农村现代化的进行,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已出现变体,现在的宗族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在规模及影响上都有了很大的差别.其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理性地分析其复兴的原因,全面了解它在农村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族资源来进行乡村治理.     

祖荫竞赛:理解中国农村宗族运行的一个中观机制

基于四川宜宾、江西赣州、河南驻马店三地农村宗族实践的多案例考察,探讨当前中国农村宗族运行的实然状态。研究发现,流动与分化背景下的农村宗族运行呈现出"祖荫竞赛"的实践逻辑。随着农民理性扩张与劳动力价值显化,农民意义世界中的"祖荫想象"出现明显的市场转向;比较与竞争的意识日益嵌入血缘亲情,以"己"为单位纵向历时、横向共时的"祖荫竞争"成为中国农民意义世界竞争的主要内容。在此过程中,承载祖荫符号的"事件"成为当下农村宗族运行的基础载体,"事件团结"机制周期性激活血缘关系网络,为民间信仰公共性再生产创造契机;作为"祖荫竞赛"稳定参与主体的"中坚族人"及影响"中坚族人"规模的本地经济机会,则直接影响着本地宗族秩序与"祖荫竞赛"烈度。随着"祖荫竞赛"的日益普遍化,引导农村宗族正向发展应成为新时代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关注的重点。     

社会变迁下农村宗族的"路径依赖"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导致中国农村宗族制度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在100多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宗族展现出兴盛与衰落、冲突与和谐的发展轨迹,同时也突现出农村宗族对社会变迁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的"路径依赖".     

近30年来农村宗族研究述评

宗族是我国农村最古老的组织,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对人类的繁衍、生存与发展作用巨大,新时期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近30年关于农村宗族的研究涉及到农村宗族产生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的复兴、农村宗族变化、农村宗族功能等多个方面内容,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村宗族进行了探索,但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存在争议,对待宗族的态度不客观,对农村宗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居多。跳出传统静态思维,结合历史和农村的现实,用一种包容辩证的动态思维看待宗族,所得出的结论将会更为准确客观。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宗族两面性及其未来

农村宗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族价值观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农村宗族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制衡性力量,帮助农民抵御地方政府和黑恶势力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障村民自治的正常开展。随着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宗族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的本质性矛盾将日渐凸显,但宗族的复兴也是其现代化的过程,对宗族加以正确的引导,它可以向新型农民组织转变。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对农村宗族械斗的忧思

长期以来,农村宗族械斗一直困扰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械斗有增无减。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反映,械斗是当前农村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宗族械斗不整治,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保障,农村奔小康乃至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械斗由纠纷所引发。纠纷是由不同宗族或地方势力为争夺自然资源的归属权,或由民间矛盾而导致的非暴力冲突。当纠纷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调处,就必然发展成暴力流血冲突的械斗。械斗是对立双方     

宗族秩序回潮背景下现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困境与进路

宗族复兴是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事件，乡村治理体制的现代化过程将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因素，本文探讨在宗族秩序回潮背帚下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面临的影响与难局，并提出对问题解决的路径探索，认为在宗族秩序回潮的背案下，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治理形态的现代化；增强非正式组织对农村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以法理型制度建设引导和整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是实现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的有效支撑。     

变迁中的农村宗族研究综述

中国农村宗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可以说是几经兴衰。在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今天,关键是农村宗族如何定位。我们把宗族的探讨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加以客观地评述,有助于人们更科学地、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宗族与社会,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中国农村家族势力复兴的原因探析

家族势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妥善解决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将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结合起来 ,从社会互助的需求、农村基层体制的缺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聚族而居和宗族观念的根深蒂固五个方面深刻地剖析了家族势力复兴的原因 ,为当前合理的规整农村家族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社会转型期家族与现代性的交互性生长--安徽省宅坦村调查

家族组织曾是中国农村国家和农民之间必经之中介.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受到严格抑制和打击,家族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在体制和制度的层面被彻底剥夺.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作为传统社会重要因子的家族组织,在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再次显现.对历史上典型的宗族村落--安徽省宅坦村进行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调查显示虽然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家族组织结构功能发生了变迁,中国农村社会家族的重构也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家族组织,但是大量事实证明,家族组织赖以存系的3个基本维持机制并未消除,在农村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二元体中,家族组织不断嬗变并与现代化因素交互生长.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身份的蜕变:浙中地区一村落宗族成员生活史

文章以浙中地区一个农村的田野调查,考察当代宗族成员身份的演变。研究选取村中宗族内部较为典型的两户人家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其家庭生活史、户主个人成长史、称谓差异、住宅差异、人际关系差异等方面的比较,讨论宗族内部成员身份地位演变的产生原因。作者调查后认为：在宗族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问题,经济地位的差距、经济利益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宗族内部的不稳定,改变了宗族内部成员原有的身份和地位,部分成员通过优势的经济资源获取更优势的社会资源,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宗族组织的发展类型,也更趋向于动态化、立体化、多元化。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与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后"乡土社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农村的"空壳化",导致公共品需求主体缺失,农村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难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搭便车问题,乡村的异质化使得公共品供给组织成本加大等供给难题。同时,对现行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中村干部、混混、社会精英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精英+宗族"、"国家+村干部"、"农户+农户"等可能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     

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批判,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的批评有一定偏颇,特别是对构成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之内核的地方化宗族和组织化宗族理论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此外,由于解放后中国宗族的演变超出了弗里德曼所勾勒的传统宗族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宗族与弗里德曼所论及的传统宗族也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弗里德曼的组织化宗族和地方化宗族的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已经不太有效。当代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文化认同作为当下宗族研究的可选进路,有助于突破宗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解释策略之局限性。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

中国不仅以农业大国著称于世,而且也以农民大国著称于世,农民数量大、素质低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制约因素,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中的特殊地位.它们不仅构成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三农"问题,实现三个转变,即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转变.     

我校历史系对社会科学方法“中国化”的探讨

最近,历史系举行了三次“中国古代史系列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中国化”问题。第一次讨论会由汤明檖教授主持。明清经济研究室刘志伟主讲《宗族研究与社会科学方法的本土化》。主讲人回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宗族问题理论,注意到对宗族问题的研究在英、美、日,中各国学者中早已展开,其中有几种不同的学术传统:早期中国学者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英美人类学研究传统、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英美社会史学家的研究、国内学者解放后的研究等等。西方人类学家最早把中国宗族作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运用功能主义理论,努力研究宗族的定义、血缘组织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