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死亡水平差异

利用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１％抽样数据带资料，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性别、城乡和区域对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死亡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助于降低死亡水平，其中城市和较发达地区的人口以及男性人口均有明显的随受教育程度上升死亡率下降的趋势。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表现出随受教育程度上升而延长的规律，并且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清晰。文中还就各种死亡水平的差异做了初步的探讨。     

金融周期、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基于收入来源和收入群体视角

文章结合金融周期理论分析了金融周期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并利用199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研究表明:(1)消费顺金融周期变动,正向金融冲击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负向金融冲击减少居民消费支出。(2)收入差距不仅抑制居民消费支出,而且对消费顺金融周期性存在显著负面调节效应。收入差距会削弱正向金融冲击对消费支出的促进效应,加剧负向金融冲击对消费支出的削减效应。(3)从全国层面看,城乡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负面调节效应更大;分区域看,城乡工资性、经营性收入差距对中部负面调节效应更大,城乡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差距对东部负面调节效应更大。(4)城镇中高、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负面调节效应更大。降低收入差距对消费顺金融周期性负面调节效应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持续恢复应精准收入来源、收入群体和区域施策。     

我国人口态势与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本文应用STIRPAT扩展模型,考察近30年来我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居民消费及技术进步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消费与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已超过人口规模的单一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与碳排放增长高度相关,居民消费模式变化正在成为我国碳排放的新的增长点;人口结构因素中,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通过对化石能源消费、水泥制造及土地利用变化等的影响导致碳排放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其对碳排放影响的主要途径是生产领域劳动力的丰富供应;家庭户规模减小导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及总户数消费规模的扩张,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考察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未来我国低碳社会发展的相关应对之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未来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定量测度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的基础上,模拟分析未来人口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量化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模式总体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年龄特征,且各年龄段不同消费类别的城乡差异明显.假设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结构保持不变,2010 ～2050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在总量层面上影响不大;在消费结构层面对不同消费类别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对医疗保健类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消费规模的扩张.在人口变动、经济增长的不同模拟情景下,人口规模对未来中国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均远小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且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具有相对稳定性.     

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扩展的杜森贝利消费函数,以区域差异的视角对东、中、西部地区1997～2009年的社会保障、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的长短期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居民消费水平与社会保障支出呈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其政策含义是:应加大中西部地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支持力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人们的不确定性预期,实现居民消费的稳定性和经济健康发展。     

家庭教育支出决定因素分析--来自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北京、辽宁、浙江、广东、四川与陕西2002年和2009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与扩展分析。结论表明；（1）2002年家庭教育总支出的收入弹性大于2009年的家庭教育总支出收入弹性，且2002年的收入弹性大于1；家庭教育支出行为与户主年龄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且女孩比男孩获得更多的家庭教育资源；（2）各分项教育支出中，培训费支出受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最大；（3）城市人口规模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4）总体而言，妻子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大于丈夫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受教育年限方面。     

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基于居民总消费分解模型,进行省际面板回归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中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二,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考虑到城乡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差异,文章认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路径将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放宽并完善人口迁移政策等建议。     

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基于不同收入层级的跨地区比较

利用2009、2010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类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则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医疗保险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差异显著，对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同样差异显著；分收入层级来看，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差异显著。此外，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农村消费起到带动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大政府补贴和完善保障机制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家庭超常的预防性储蓄，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户籍管制放松、就读地选择与进城家庭教育支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2007),运用Two-Part模型研究户籍管制放松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有7~16岁在读子女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研究发现,户籍管制放松会影响进城家庭子女就读地选择;对于有子女在城市就读的进城家庭,户籍管制放松对其教育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家庭收入,放松户籍管制将会降低低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但会提高高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具体影响大小因家庭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总样本均值处,户籍管制放松1个百分点,进城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1.3945个百分点。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放松户籍管制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教育公平,更在于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改善进城家庭消费结构和提振国内消费。     

单位体制、社会保障与城市居民消费——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

使用城镇住户调查的个体数据,检验了不同单位体制下福利和社会保障对城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消费受家庭收入和户主教育程度影响的同时,福利保障和社会保障对消费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中、低消费水平的家庭中,对消费水平较高的家庭而言,保障状况对其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收入和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存在着相互削弱的关系.     

央地支出责任划分对基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的影响

1994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增加，造成各级政府财力和支出责任不对应。基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等会直接影响居民医疗服务的利用的均等化间接影响到居民的健康水平。本文利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中数据，使用基尼系数测度基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央地支出责任划分对基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的影响，得出我国应该通过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减少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特别是卫生支出责任的方式提高基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水平。     

老年人个人消费和家庭消费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海淀为例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在北京海淀组织进行的“2010年海淀区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老年人口的个人消费与家庭消费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个人消费方面,年龄、受教育程度、家中花钱谁做主、经济状况自评对个人消费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自评和居住方式会对老年人的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     

彝族人口结构特征分析--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彝族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婚姻和生育状况以及职业行业情况，进行分性别、分民族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彝族人口规模呈现阶段性增长，总抚养比比较高，人口负担重；受教育程度低，且呈现性别和民族上的差异；从婚姻家庭状况来看，彝族女性更倾向于与汉族通婚，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很严重；从职业上看，彝族主要从事第一产业，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远远落后汉族地区；在未工作人口中，女性料理家务的比例依然较高，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以西北五省为例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农村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扩大内需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基于200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研究了西北五省农村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西北五省农村少儿抚养比和农村老年抚养比均与居民消费呈同向变动关系，有效地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则呈负向关系。     

影响大学生消费的环境因素分析

大学生消费的影响因素从大的方面划分，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环境因素等。本文通过生源地城乡类别、经济发达水平、年级三个因素与消费支出总额及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交际支出、娱乐支出的二元相关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生源地城市化程度越高，大学生消费支出越高，其中食品支出差异最大，表明出生地城市越大，大学生越注重消费质量；生源地经济发达水平越高，大学生消费支出越高，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学生在衣食方面的消费支出差别较小，而在交际、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差别较大，表明出生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大学生拥有的可任意支配收入越高；年级越高，大学生消费支出越高，但一年级新生的支出高于二年级学生，这由新生获资助较多、不会安排生活、未能适应环境等多种原因所致     

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决定因素--以赤峰农村地区为例

在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大部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还处于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本文应用个人受教育水平决定模型估计了影响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性别、地区差异及家庭经济条件是影响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在代际关系上,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获得有显著影响,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与此关系不大。     

上海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老龄化已成为严重影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在分析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与主要特征,指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路径的基础上,关注上海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运用上海市1978年-2013年有关人口年龄结构、消费水平以及相关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上海市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居民消费水平构成影响的其他因素,研究表明:人均消费水平、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老年人口比重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呈负向影响.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将会给社会经济生活等带来诸多意义深远的问题.物价指数、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劳动人口比重等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     

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

同批出生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受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为基础,专门分析我国女性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地区的影响模式,说明提高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长远意义.二、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依据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分三个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显然,这些妇女基本上完成了终身生育任务,在生育期内受计划牛育政策的影响较小.教育水平同其它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行为.     

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探究

后疫情时代研究城市化发展中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对秉承“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构建安全韧性城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建立包含人力资本与环境压力两条作用路径的分析框架，试图对人口集聚是否会提升城市韧性水平做出解答和机制验证。结果表明：（1）人口集聚程度对城市韧性有提升作用；人口集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的中介效应对城市韧性产生作用；（2）在门限回归中，环境压力具有单一门槛作用，人力资本具有双重门槛作用，越过门槛前后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化；（3）异质性分析中，划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城市时，城市韧性水平处于不同分位数时，区域间人口集聚与人力资本、人口集聚与环境压力两相组合划分时，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方向与大小均存在差异。最后从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这两条影响路径切入，聚焦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影响的实证分析提出几点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