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

农民合作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背景下农村改革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与变迁。通过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变迁历程,寻找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的思想渊源,并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采用成本 收益的研究方法,总结影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合作经济最具特点的表现形式,是农民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制度需求与供给决定了合作社发展的方向,而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则决定了其发展的效果。其中,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亲缘关系等)对合作社初期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加深,正式制度(政策、法律等)成为其发展的真正制度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组织机构由松散到紧密、服务由单一到多元化等过程,但目前其在规模、成员、产权与治理等方面仍存在问题,需要继续坚持制度创新,以达到均衡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村公共空间拓展的影响因素——以四川省X村Y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

根据292份农户问卷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模型,从人力资本情况、农户合作现状、农民公共生活情况和合作社发展现状等4个方面来研究农户视角下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的因素。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合作社合作条件、合作社公共生活情况、农户利益实现程度和合作社实际运行情况等5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正向影响显著;性别、年龄和家庭农业劳动人数等3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负向影响显著;农户合作能力、农户参与程度和农村公共生活情况等3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影响不显著。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对成员行为及组织绩效影响研究

利用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分析模型,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安排、治理结构、利益分配制度对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制度安排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和制约成员合作行为与组织绩效;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和民主控制的治理结构不仅对成员合作行为与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合作社利益分配制度的健全程度;成员在惠顾、投资和参与管理方面的行为以及合作社领导人的“企业家冶行为是影响合作社组织绩效的直接因素和重要因素.     

林业合作组织中合作关系的演化博弈分析——以“公司+林业合作组织+林农”模式为例

"公司+林业合作组织+林农"模式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林业经营组织形式。为了研究公司和林农这两个利益主体行为的演化规律,运用演化博弈论中的复制动态方法,建立了公司和林农合作关系的复制动态模型,对影响其合作行为的一些因素,如双方的初始合作意愿、合作收益、合作成本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博弈模型的分析结果,分别从提高初始合作意愿、提高合作收益、降低合作成本等角度提出促进该模式中公司和林农合作关系稳定演化的建议。     

社员认知、利益需求与农民合作的制度安排分析——基于江苏的调研数据

从满足社员利益需要和行为激励出发,对影响我国农户合作行为的微观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员参与合作的根本动机是产销服务的需求和市场收益的提高,绝大多数社员在利益分配方面更重视惠顾贡献的回报而不是资本回报;社员对合作组织的认知程度低和合作组织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是影响社员合作行为和合作组织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基础和条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社，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降低制度成本，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保护农民利益。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可能在分散的小农生产基础上自发产生，而是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专业化的社区合作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基础，而专业化生产、合作者之间资源的异质性、合作社领导人的存在和政府的推动等因素，构成了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基本条件。了解中国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基础和条件，对有效地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避免盲目性具有实践意义。     

社区型股份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农村涌现了社区型股份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型股份合作社因满足农民对社区集体资产收益的索取而产生,农民专业合作社因实现农民经营收益最大化而出现。两种合作社解决的是不同的农村问题;两种合作社都实行股份合作的产权形式,但两者的产权形成基础完全不同;两种合作社都按照三权制衡原则设计治理结构,但两者的治理模式都存在被扭曲的现象;两种合作社的初次分配都很重视公共积累的提取,但在二次分配上,社区型股份合作社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盈余,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根据按人分配和按股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收益分配。     

何以可能与如何合作: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发展

以山东莱阳＂昕秀＂合作社历史起源的微观考察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昕秀＂合作社发展的突出特征与价值体现为：＂扩大经营规模、维护经济利益、实现社会效益＂的合作需求,＂要素化、契约性、互惠信任性＂的合作机制,＂循环经济、生态环保＂的理念,＂家庭农场＂的合作模式,＂注重社会效益的多元共赢＂的合作效应。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体现为国家政策诱导、农民内在互惠互利自组织两种生成机制及逻辑理路。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应实现国家政策引导与农民内生组织机制相契合,实现以人为本、多要素结合的＂和谐、生态环保、互惠＂合作。     

合作收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各类公共组织为解决组织内部共同事物(或利益)时的制度安排,由于这种公共利益的存在,传统的基于“经济人”的“竞争性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应该发生改变,合作而非竞争,是公共利益组织最优化的必然选择。公共治理理论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基于这于认识,文章分析了公共治理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并对竞争性成本收益和合作收益两种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指出合作收益分析是公共治理的方法论基础。     

谈谈波特竞争模型中的合作因素

波特竞争模型将市场竞争看成一种零和博弈,但是,近年来,合作越来越受到企业的认可,合作带来的收益远大于竞争所带来的收益。本文将合作因素引入波特竞争模型,解释了企业间的合作现象,同时对合作所引起的收益与风险进行了探讨,指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走合作之路。     

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与公共管理的基本任务——基于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和明确公共管理的基本任务,运用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和合作一收益的分析框架,指出,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机制实现合作收益与社会财富的共享,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机制达成合作的社会共识.这两类机制给予一定的公共管理的制度条件.可以促进合作的深入,产生合作生产力.     

基于演化博弈的双渠道供应链服务合作策略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了由单一制造商与单一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服务合作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影响双方合作的因素。结果表明：当零售商成功地单独提供服务时，只要双方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时的收益，双方就会进行服务合作；零售商单独提供服务失败时，如果双方合作时的收益大于不合作时的收益，则服务合作会出现两种演化稳定状态，此时，合作时的超额收益、零售商合作和制造商服务“搭便车”时的收益增量、合作与非合作时的服务成本、制造商的服务成本分担率等因素会影响双方合作的演化方向。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选择与激励机制分析

高质量的成员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成员异质性的客观现实,通过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选择与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分别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选择模型和激励模型。研究发现:在成员异质性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首先制定好标准并根据成员发送的信号进行选择;在对留存收益、成员获得收益与其预期收益进行充分地调查和摸底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成员的利益诉求确定差别化的收益分配机制。     

合作收益、公众参与与社会和谐——基于公共管理演进的视角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演进中,曾出现过三种有代表性的见解和模式,这三种模式因其共同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在解决合作收益形成、分配与公民参与中存在诸多局限;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公益政治学实现了研究起点的转换,而9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则为探讨此主题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认为以协商民主为方向,探索创设合作收益的公民参与的条件和制度平台,是推进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可行途径.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

利用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方法,对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作用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社在社员家庭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和社员获得的能够感知的各项合作收益与实惠是影响社员退出的最主要因素;社员在合作社管理中的民主参与程度和对管理层的人际信任因素对社员退出也具有重要影响;农村专业大户和年龄越大的社员越倾向于不退出合作社;社员其他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经营的特征对退出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合作经济组织法人的规范解释、发展境况与法律续造

合作经济组织属于互益法人,其设立目的具有同业互助性质;在内部组织上遵循人合性,亦体现适度、有限的资合性;在政策待遇上具有公共性与扶持性。我国主流的合作经济组织类型主要有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三类,改革开放以来三类合作社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境况。制约我国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作经济组织经常遭遇政府不当干预和市场优胜劣汰的双重挤压;二是对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回应不足,使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现实需求。为保障我国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应进行法律续造:一方面,要以合作经济组织统一立法取代合作社单项立法,制定完备的“合作经济组织法”;另一方面,着手构建起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性政策法规体系,主要包括合作经济组织的身份识别监管机制、系列政策支持系统、农产品流通渠道培育制度与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地位等。     

基于博弈论的区域旅游合作分析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区域旅游合作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划分区域旅游合作收益空间,借助博弈论,提出区域旅游合作参与主体在各个利益空间内应采取的策略。研究结果显示,区域旅游合作收益空间分为完全不合理、不完全合理、合理区域旅游合作收益空间三类;在完全不合理、不完全合理区域旅游合作收益空间内,区域之间采取"不合作-不合作"策略;在完全合理区域旅游合作收益空间内,区域之间可能采取"合作-合作"策略,也可能采取"不合作-不合作"策略。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创新研究

从交易成本视角出发,构建了农户交易成本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设计了相应调查问卷,对我国渤海湾苹果优势区和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900个苹果种植样本户进行了调查,对收集到的数据运用AMOS软件进行了计算分析。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作物品质、农户自身因素对农户交易成本具有显著影响,区域因素对农户交易成本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预期那样显著。最后,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在交易信息供给、高附加值农作物引进、农户交易技能培训以及组织农产品统一销售等方面实现进一步创新。     

乳品加工企业与原料奶供应商合作效率分析

在构建乳品加工企业与原料奶供应商合作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实地调查资料,对乳品产业链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原料奶供应商与加工企业之间的合作效率进行了实证考察。分析结果表明:在散养农户、奶牛小区和牧场三类原奶供应商中,牧场与乳品加工企业的合作效率最高,奶牛小区次之,农户最低;影响乳品加工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合作效率的最主要因素是双方的合作能力与条件以及合作收益。     

合作与中国农民合作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