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知止”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在《大学》中，“知止”与“三纲”、“七证”、“八目”属于同样重要的范畴，它紧密关联着“三纲”的达至、“七证”的获得，以及“八目”的践行。本文试以“知行合一”为进路，从何谓“知止”、“止”于何处、何以能“止”三个层面，对《大学》的“知止”思想作出解析，并指出其当代意义。     

刘沅对朱子 《大学章句》 的辩驳及其思想史意义

要:活跃于嘉道年间的"经学巨擘""川西夫子"刘沅,以推尊原典,恢复孔子、 曾子 《大学》 本义为取向,以推动理学义理下行为诉求,向朱子学的精髓《大学章句》展开系统的辩驳.他从最完整地表征理学价值系统的《大学》之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入手,全盘否定朱子对"三纲领"的解释,认为朱子所解妄牵己意,师心蔑古,完全背离圣人本旨;进而撇弃朱子以"格物"为"八条目"之统领,并以"诚意"取而代之.刘沅的辩驳显豁融通儒道、暗合阳明以及重视肉身的理论特质,一方面弱化了朱子的权威,减杀了朱子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振的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了《大学》义理向通俗化、可接受性和可实践性的转化,透显出觉民行道的现实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借此亦映照出清同治之前巴蜀哲学悉尊宋学、罕受汉学洗礼的学术取向,力证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而非全国性学术现象,显现了理学区域化进程中的异质和差异,成为探究中晚清巴蜀哲学乃至朱子学学术格局和样态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论《大学》的平等权利思想

朱熹概括的《大学》三纲领八条目,蕴涵着孔门儒学三境界八阶梯的道德事功合一说。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表述可知,《大学》虽强调了人生目标的境界阶梯,却消弥了天子以至庶人的等级差别。这反映了孔门儒学的平等权利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以西周宗法政治衰落、春秋末年私学兴起为背景的。随着秦汉专制政体的确立,孔门儒学的这一平等权利思想和《大学》本身被后来儒者有意忽略。唐中期,韩愈发明《大学》,然亦隐约其辞。至朱子,始于《大学章句序》中谨慎却大胆地重新揭示了《大学》的平等权利思想。     

论王阳明的《大学》立场

《大学问》是王阳明关于古本《大学》立场的最后总结。《大学》自《礼记》中脱胎而出,经历了一个主要从二程《改本》到朱子《章句》的衍化过程,此一衍化的结论,尚有诸多方面引起阳明的怀疑,这种怀疑主要表现在文字的考据和义理的注疏两个方面。阳明的怀疑初发端于龙场,经多年之揣磨而首揭于南赣,于临终前以其《大学问》为之总结,稿授门人。     

《大学》“间架”与现代德育模式

《大学》“间架”就是“大学之道”。它以修身为本，以八目为环节，以至善为目标，构成了儒家纲目结合、知行统一的德育模式。在新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对《大学》“间架”加以批判地改造，一方面，吸取《大学》“间架”中修身为本、慎独、知行统一等合理成分。在德育中坚持知行统一，深化行这一环节，使修身与家、国、天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剔除《大学》“间架”中封建主义、唯心主义因素，打破其内圣外王的封闭的德育模式，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组成的立体动态的现代德育模式，并遵循实践第一的原则，使该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     

孤本传奇《八义记》与明代“赵氏孤儿”改本戏文

“赵氏孤儿”戏文是明代剧坛上流传甚广的经典剧目，有富春堂、世德堂、汲古阁等多家坊刻改本流传于世，杭州人徐元的《八义记》亦是其中一种。然清初至今，诸家曲目著录此剧多有讹误。最近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继志斋本《八义记》的再发现与回传，表明继志斋本即徐元所作。徐本与明代富春堂本、汲古阁本在主旨、情节和文词上都存在较大区别，表现出鲜明的文人化倾向。徐本的存在，不仅补上了南戏《赵氏孤儿记》向文人传奇《八义记》演进的关键一环，而且和其他三种明代坊刻“赵氏孤儿”所组成的文本群，成为再认知明代改本戏文形态和性质的代表文献。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论《大学》中的人格境界——以《大学》“三纲”、“八目”为准绳

以《大学》"三纲"、"八目"为标准,可以发现《大学》所提及的小人、民、人、君子、贤人、仁人和圣人等属于逐步提升的人格境界。小人、民达不到"三纲"的标准,民是"明德""萌而未发"之人;人是有主体意识的,"明德"已发而未发,可能处在"格致正诚"的阶段之中,但是还达不到"修身"境地之人;君子能"明明德"、"亲民",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贤人有德有才,能够"治国",且能坚守与实践仁德,但达不到"止于至善"而"平天下"的理想境地;仁人、圣人属于完美的理想人格境界,尤其是圣人,能"止于至善"而"平天下"。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朱子对“为己之学”的诠释与建构

"为己之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主题,宋代儒者大多以"为己之学"自期.朱子对"为己之学"极为重视,甚至以之作为划分读书人是否为"吾党"的标准.他认为"为己之学"既是学问的目标,也是为学的基本原则.朱子诠解<大学>,其目的就在于将"为己之学"理论化、系统化,并落实在文本中.     

浅析朱熹《大学章句》

朱熹的《大学章句》将大学之道落实为"明明德"的内修外推过程,以"明明德"为根本,贯穿三纲领的始终。八条目与三纲领相对应,明明德也就是修身的内在表现。在实现止于至善的过程中,要按照八条目的近道顺序进行,即达到"明明德于天下"需要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     

蔡元定谪贬道州原因探析

南宋“庆元党禁”期间,理学家朱熹因遭劾而落职罢宫观,而其门人蔡元定却受到贬窜道州而死的重罚。对此中缘故,后世大多认定蔡元定只是因权臣韩侂胄为打击朱熹等人而受牵连,纯属“无辜被诬”。但据当时散见诸处之史料,尤其通过辨析朱熹在此前后之书信文字,可证蔡元定受此重罚,虽与当时政治大背景相关,然其直接原因,实在于蔡元定以风水之说主张迁移建阳县学至护国寺址一事,使得政敌们得以借口而窜责蔡元定。也因此重罚事牵涉风水之说,故朱熹、蔡元定及其后人、门生等道学中人皆不愿明言其间,遂使蔡元定贬窜道州之直接原因湮灭不彰。     

《中华竹枝词全编·海外卷》补遗

迄今为止网罗最全的竹枝词辑集,为丘良任等编的《中华竹枝词全编》,然珊网遗珠,间或不免。笔者近读清人王之春《谈瀛录》《使俄草》二书,检得海外竹枝词三种,掇录于此,用补罅漏。     

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吕留良对“止至善”的义理诠释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朱子学者,与同时期的名儒黄宗羲、张履祥都有密切的学术交往,被清廷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陆陇其则直接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然而由于“曾静案”的影响,吕留良的著作遭到全面禁毁,其人及其理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也逐渐湮没。对吕留良理学思想的挖掘和梳理,有助于今人对明末清初理学思想的发展概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在其著作《四书讲义》的《大学》中,吕留良对三纲领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将“止至善”置于三纲领的核心地位,既吸收了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又糅合了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工夫合一思想,形成了他对“止至善”独特的义理阐释,对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学术与政治纠结中的朱熹祧庙之议

朱熹议祧庙主要针对的就是以楼鑰、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朱熹认为赵汝愚不应该因避王安石之学而一概否定其具体的礼学主张,认为其祧迁僖祖满足了个人的私欲而忽视了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安定的正确的礼制秩序.朱熹议祧庙集中体现了礼学理学化的思想倾向,与后来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着直接的联系.     

从对逍遥义的阐释看支道林对向郭独化论的超越

逍遥义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期对逍遥义的探讨风行不衰，向秀、郭象的独化义理尤为出众，而支道林，作为一名释者，引佛学入玄学，针对向郭理论提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逍遥新义。他对向郭逍遥论的超越，和他的“即色是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论浙西词派词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浙西词派”是清代影响大、绵延时间长、词学鲜明、创作实绩突出的一大词派。其词学思想的流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朱彝尊开宗立派,倡导新风,一呼百应,开清词未有之新局面;中期,厉鹗一柱擎天,尊崇周、姜,鼓倡雅词,重比兴寄托,独领风骚;晚期,吴锡麒、郭摩补偏救弊,“正变斯备”,开放通达,但终究无法挽回颓败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