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问责:立法应当先行

审计问责是“后审计风暴”时期的一种制度期待。现行审计制度无法彻底解决审计问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问责立法将可能很好地清除审计问责的主要障碍。问责立法是可行的；问责法律作为一个体系，涉及到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权力、问责管辖、问责程序和问责信息披露等一系列事项。问责法律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依靠行政规章的完善和道义约束的强化，三者联动，效果更佳。     

完善我国官员问责体系的思考

官员问责体系包含问责的主体、客体、问责范围、问责责任和问责程序等内容。健全我国官员问责制的问责体系,主要应从加强异体问责、界定问责客体、规范问责标准、厘定问责责任、强化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国家治理”视角下审计问责制问题探讨

审计问责作为一种监督公权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加强政府责任、实现国家良治，因而成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当前我国审计问责制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法规和问责信息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审计问责制度，这样对促进政府达到良治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主体参与我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山东省抵御台风“利奇马”为例

本文从应急预警、应急救援、灾后重建三个维度,以山东省抵御台风"利奇马"为例,剖析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过程中的有效经验与问题短板。通过案例研究发现,自然灾害救助法律法规不健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减灾防灾工作不具体,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各自为政,政社关系不健全,公众防灾减灾意识、知识与技能不足以及媒体报道失范等是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鉴于此,只有完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理顺中央与地方灾害应急财权与事权,建立"条块"联动的网状应急体系,提升地方政府灾害应急管理能力,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普及灾害教育提升公众应急技能,规范灾情报道,才能真正破解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的困境。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论我国政府环境问责的乱象及其应对——写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初

政府环境问责是确保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然而,在我国的政府环境问责实践中,普遍存在“重企业主体责任,轻政府监管责任”、“重基层直接责任,轻部门主管责任”、“重环保主管部门责任,轻环保分管部门责任”、“重环境监管责任,轻党政领导责任”等问题,且有政治责任法律化和法律责任政治化等乱象,以致政府环境问责缺位、错位、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为走出当前困境,我国应按照职责明晰、权责一致、党政同责、各担其责、终身追责、依法问责、公平问责和尽职免责的原则,健全和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规则,强化政府环境问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区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预警及其协同机制研究——以京津冀为例

舆情预警对区域协同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舆情发展演变特征,将PSR模型应用于区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预警中,从预警目标、预警内容、预警主体和预警规范多维度构建区域舆情预警理论框架。从协同视角出发,以京津冀为研究对象,构建由舆情预防预警、信息监测研判、预警联动处置以及预警工作总结四部分组成的京津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预警协同机制。最后从应急机制、应急预案、应急信息、应急宣传四方面提出京津冀协同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体策略,以期提升区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预警水平及其协同处置能力。     

地震灾害中的应急响应

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5件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它们分别是：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国家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其中，国家地震应急预案适用于地震灾害事件（含火山灾害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地震灾害事件发生后，有关各级人民政府立即自动按照预案要求，实施对本行政区域地震灾害事件的应急处置。     

论基层政府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的困境及思路

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先期处置体的基层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基层政府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履行其前沿性的应急管理职能。故此,要破解应急管理中的难题,基层政府需要通过物资技术储备的建设、内部行政管理机制的协调、基层社会公众应急能力的增强等途径,提升其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以发挥基层政府的先期处置作用。     

网络舆情与高校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应急对策探析

以网络舆情为视角对高校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探究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预防和应急机制中的舆情状况及变动机制,并对如何提高高校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应急能力进行对策探析。     

乡镇工业污染与公众问责制度的缺失及重构

近年来乡镇连续发生的“血铅中毒”污染问责事件显示了基层政府在问责中的缺失状况：乡镇政府的问责主体作用没有作为,县级政府的问责启动作用基本缺失,而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主要发挥的是等级问责功能,对公众问责缺乏保障和引导。根据当前乡镇公众对污染危害问责的需要,要重点构建基层政府部门与公众问责的沟通回应制度,其中,强制性、可操作性和公众团体参与的设计,是制度具备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劳资矛盾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职能研究

政府在劳资矛盾预警机制中具有“发现”和“预防”群体性劳资纠纷突发事件的职能.本文提出“预警机制+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的二重结构,旨在协调政府在劳资争议中兼具的“调停者”与“执法者”双重角色.然后,讨论了预警程序的监控对象、启动指标及标准.最后,分析了强制调查权的侵权风险,提出确保企业调解委员会的主体合法性、为行政机关设定“保密义务”等规避措施.     

国外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经验及启示

"社会安全事件"是指涉及公共生活安全、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等社会安全领域,因人为因素而短时间内对众多社会成员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重大突发性事件。该类事件的特点、范畴和发生频率决定了其是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当代行政问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其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经过长期的实践运行与理论总结,在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法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实施过程、法律规范、有效监督和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能为促进我国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的。     

中国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模式: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

应急体制下延与基层应急机制创新是提升我国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基本路径。本文聚焦我国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的基本模式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具体分析了基层政府应急疏散的不同模式,并从灾害、制度、官僚三重维度考察其影响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的过程及机理,对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进行理论建构并提出相关政策优化建议。     

共存·共治·共益：基层应急管理效果提升的新思路

风险社会中的基层应急管理效果不仅影响着突发事件本身的发展情况,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72起突发公共事件的案例分析结果显示,诱发危机的初始风险状态可划分为确定态、暂定态和不确定态三种类型。而事件风险状态、事件严重程度、预防能力、响应能力、学习能力、主体及资源协同、参与文化建设以及信息技术水平这8个核心因素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6条影响基层应急管理效果的共治路径,突出表现为以多元主体驱动的协同路径、以文化建设驱动的聚合路径、以复合能力驱动的增效路径、以信息技术驱动的赋能路径等。基层应急管理效果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前端的有效共治,还有赖于后端效果的长效保持,通过共益正向反馈于共治,从而避免新的多态风险生成,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应急管理多主体的治理责任:确责、履责、问责

应急管理治理主体在应急管理实践中暴露的矛盾现象,反映了应急管理主体责任体系在确责、履责和问责环节的建设不足。基于治理理论,梳理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应急管理中的基本责任;基于管理机制理论,厘清了四类典型突发事件中各管理主体的主要分工和责任,明确了应急管理履责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分析问责制度的问责依据、对象、流程和原则,提出各个环节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后针对确责、履责和问责3个环节提出了构建应急管理治理责任体系、完善常态化全流程风险监控、健全纠错容错机制和问责追责机制等建议。     

民族地区学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预警机制构建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学校的师生突发公共事件发生频繁,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这些突发公共事件不仅对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师生的工作学习及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且也使学校的形象和声誉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如何保持学校的稳定和发展,有效地预防和解决学校各类突发事件已经引起教育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加强学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预警构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从而引发各种危机。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把灾害和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偶然的,但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应该是常态的,这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重大责任。因此,弄清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在运行上存在的缺陷和运行的原则,构建合理的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     

论行政问责的效力范围

作为一种行政活动,行政问责的效力作用于一定的主体和事物,问责的效力范围即由问责的主体范围和客体范围所决定。行政问责效力范围的确定,既有利于保护基于问责形成的法律状态,又能防范问责机关之权力的滥用,保护公务员之正当权利免受不当问责之侵害。行政问责约束的行为主体包括：违法行为人,表明违法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不利性后果;问责机关,表明问责机关不能随意撤销、变更问责决定,亦不能对违法行为人进行重复评价;不特定主体,表明其需尊重基于问责形成的法律状态。行政问责作用客体则包括：劳动关系,表明问责机关可以解除与违法行为人的劳动关系;职务关系,表明问责机关可以撤销违法行为人之职务;岗位关系,表明问责机关可以调整违法行为人的工作岗位。     

政府在应急处置中的法律责任研究——基于加拿大安德鲁集体诉讼案

安德森等诉曼尼托巴政府等一案因涉及加拿大原著印第安人权益和政府的信托义务而使得这一案件比一般的灾后索赔案件更加复杂。通过对该案的梳理发现加拿大联邦政府实际上很少参与应急管理的具体规划和实施,各省通常制定法规将应急管理的义务再分派给下一级地方政府或市政府,而应急处置的分级管理与加拿大政府应急处置免于起诉的司法传统使得其问责机制运行不畅。基于这一案件的分析,政府在应急处置中的责任主要表现为政府委托第三方和政府自身行为所产生的责任,而完善政府应急处置问责机制的路径可以从规范政府应急处置实施标准、加强对参与应急处置的非政府组织的第三方的管理、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予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