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的管理构架

大学的三种权力结构模式: 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为典型的学术权力为主; 美国一些巨型大学为代表的行政权力为主; 英国传统的大学为典型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制衡。     

刍议检察文化的研究与建设

在当前的检察文化理论研究中,描述性的检察文化内涵、经验化的多元“线型”检察文化结构模式、单纯的检察文化性质界定,导致检察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偏差性以及检察文化建设实践的泛化和简单化.应当从整体上把握检察文化,对检察文化的内涵作规范性的建构,以“三元二维”平面模式解读检察文化的构成,突出强调检察文化的法律性、管理性和社会性,从文化价值和文化模式两个维度,紧密围绕建设“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检察管理文化”和“检察公众文化”展开检察文化建设实践.     

功能型检察主导之理论提倡与司法展开

公平正义价值的社会需要、轻罪渐次建构的现实，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三者共同催生了我国检察主导理论。但现有检察主导理论越发倾向“检察司法化”，具体表现为于外援引西方看似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检察裁判权”既有范式，于内泛化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效用，以致撕裂“以审判为中心”和“检察主导”之间的客观联系。在中国司法语境和现行刑事诉讼模式构造之下，现有理论必然遭遇脱离文本的含义解读、诉讼模式的运行冲突、法治语境的制约失衡三重困境。因此，必须回归刑事诉讼结构本身，检察主导理论功能的证成也应遵循三个方面的要求：由权力分配的绝对走向功能主导的相对、从形式过程主导走向实质公正价值保障、从机械式程序衔接环节走向体系功能优化。     

大学教师量化考核制度分析

大学教师考核制度以量化考核为主要特征,存在着考核制度导向错误、大学育人功能被弱化、引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冲突等缺陷.量化考核制度是行政干预的产物,也是简单借鉴企业管理的结果.因此,改革现有大学教师考核制度势在必行.     

医院中层干部年终量化考核的实践与体会

通过综合运用360°考核法和KPI关键绩效指标法构建考核体系,采取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的形式,对医院中层干部年终量化考核进行探索和实践。结果表明,引入量化考核可以实现以医院战略和公益性目标为导向,并且使得考核结果更加客观具体,具有说服力,还能营造良好的竞争机制,激励中层干部追求卓越,同时也为组织选人用人提供参考依据。     

英、法、德、荷欧洲四国高等农业教育结构模式比较

英、法、德、荷欧洲四国高等农业教育结构模式有很大差异,英国是“综合性大学 地区学院 独立学院三元结构模式”,法国是“高等专科学校单一结构模式”,而德国和荷兰都采取了“综合大学 专科大学或国立综合性大学 地方农学院的二元结构模式”;四国的涉农综合性大学多以非农命名,除了德国外其他三国的涉农专科性院校多以农命名;德国、荷兰的农科类院校有升格、改名、合并现象,不同模式则适应了本国农业教育及农业科技的发展需求。     

国外农地抵押贷款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建立一种有效的农地抵押贷款模式有助于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解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难题。农地抵押贷款作为国际上发展农业的一项金融举措,在德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取得了成功,对构建我国农地抵押贷款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德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农地抵押贷款模式异同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农地抵押贷款模式的政策建议。     

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嬗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发生着趋同的变化:一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获得了对大学事务的管理权;二是大学内行政权力趋向集中和主导。这种权力结构变化,在后工业时代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公司机关人员绩效考核体系构建研究

本文在阐述绩效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机关人员绩效的特点,针对公司机关人员绩效指标难以量化等相关问题,以可操作性和科学性为基本指针,提出以工作结果、工作行为、员工素能三位一体的绩效考核思路,在强调“工作结果绩效”和“工作行为”量化和质化的同时,特别着重了机关人员的素质能力建设,从而提高机关人员的全部绩效.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比较研究——以德国、日本、法国的民事诉讼法为考察中心

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权利救济与实体权利的保护、法院权力的制约紧密联系。同时,上述国家更从宪法层次配置诉讼权利的救济,明确规定了可救济的当事人诉讼权利范围和救济措施,也从程序管理或司法行政措施的角度排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救济。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都采取了“金字塔式”的诉讼权利救济模式,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的救济模式更加接近,救济范围比法国更广,对法院职权控制比法国更严。     

域外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域外检察官自诞生之日起,便处于不被社会信任的尴尬境地。200余年来,检察官为争取社会的信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通过恪守中立原则、推行阳光检务、加强伦理建设、完善考核机制等措施,以＂公正＂＂公开＂＂公德＂＂功绩＂提升执法公信力。我国检察机关要提升执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解决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检察权的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化的关系、检察官的权能及考核考评机制等问题。     

论“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上命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意味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检察官享有指令权, 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实施一定行为。而在客观义务面前, “法律的守护人”是检察官角色的集中体现, 客观公正应成为检察官的不懈追求。当“上命下从”遭遇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时, 应受到如下的限制:“上命下从”不仅应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为边界, 不能抹杀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还应该避免检察官行政人化。     

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司法理念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总是强调裁判权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独立性,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正义输出中的绝对地位和作用,弱化或者忽视检察官的地位与作用。但从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以及中国现实的检察制度等方面考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院的裁判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刑事司法正义是法官和检察官司法共治的结果。     

论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

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调查核实权是调查权与核实权的复合体,包括调查核实案情和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在行使该项权力时,必须秉承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遵守合法必要、居中、谦抑的原则,严守检察权边界,对法院的审判权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确保检察机关所调取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     

论我国民事检察建议权的规范化行使

通过探究我国民事检察建议权,提出规范检察建议权实施的措施,包括:明确检察建议的提出方式和适用范围;确立检察建议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要求;完善检察建议的程序设置,如检察建议实施情况回访程序;规范法院接收、审查与反馈检察建议的程序设置;规范检察建议书的制作与审批程序;加强检察建议权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统一。     

量刑建议的文本解读及规范适用研究——基于91份规范性文件的分析

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一种表达形式。量刑建议可以区分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和不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量刑规范化司法改革”是量刑建议价值与定位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因素。自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中,量刑建议呈现出提出义务化、内容精准化以及法院应当采纳原则化等特征。由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实现精准化,是对检察官的检察业务能力和刑罚裁量理论功底的考验。量刑建议的规范适用,首先在宏观价值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从刑罚裁量的基本原理出发,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的理念内涵,厘清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不同价值定位;其次在顶层设计层面上需要对现行涉及量刑建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体系性的补充与完善,为量刑建议的提出提供行之有效的宏观指导;最后在司法实践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与其他刑事诉讼主体进行充分地沟通与协商,发挥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辅助作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的配套机制。      

宪法文本中检察院双重定位的规范分析

“检察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宪法概念,内涵的界定应符合宪法文本的内在规范逻辑。以宪法文本中对“机关”的规范分析为出发点,通过融贯性解释,得出“检察机关”是从事检察业务和行使检察权的国家机关,只是作为检察院区别于其他国家组织的一种区别技术或符号代码,而“法律监督机关”则是对检察院组织性质的宪法定位。     

论法律监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配置的改革

公诉权作为检察权的主要权能之一,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举足轻重,但是关于公诉权的性质和归属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公诉权的性质界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二是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无论从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还是从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分析,法律监督均是公诉权的本质属性。公诉权的具体配置和实际运作应当以实现公诉权的法律监督属性为原则和目标。但是,由于司法理念认识上的偏差和立法的不完善,公诉权在权力配置和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与问题,导致公诉权的行使未能回归理性状态。针对公诉权在配置和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应当更新公诉理念、扩充公诉裁量权的范围、增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健全撤回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     

检察权在多维视角下的定位与角色转换

我国检察权理论长期处于“习惯式”、“肤浅式”的重复诠释之中,并带来了刑事司法改革停滞不前的局面。因此,有必要突破传统的检察权理论,通过对检察权在多维视角下定位与角色转换的学理分析,提出在刑事诉讼审判前程序与审判程序中检察权不同的法律定位与职能形式、合理的角色转换以及法律监督存在的空间。     

生命伦理原则主义的中国式困境、成因及出路

在中国生命伦理学领域,原则主义的决策框架遭遇实践困境,权利话语的“先天不足”,自主原则的分离以及忽略了人们实际条件的能力模型是其困境之源。西方将尊重自主作为解决困境的出路,但这种模型将自主当作一个静止的概念,遮蔽了个体与社会的真实关系;由于中国文化思维的差异性以及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原则主义之西方解决路径在中国不具有适切性。在中国语境下,儒家伦理能为消解原则主义困境提供本土化的道德资源,包括“仁爱”的道德基础、“经权”的方法论、情理结合的理性条件以及家庭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