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社会管理视角下农村干群关系研究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优化农村于群关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应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以优化农村干群和谐关系为抓手,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必须认真查找与科学分析当前制约农村干群关系的主要因素,创新农村多元化社会管理格局,填补政府角色功能缺失;创新源头治理理念,提高农村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创新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实现政府与村民的良性互动;创新干部教育管理机制,锻造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创新农民素质提升机制,培育和谐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创新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机制,提升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多维互动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研究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既有研究主要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而对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与活力的关注还不够。基于案例实践研究发现,与单向度治理、双向互动相比,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善治导向,积极统合资源维度、治理维度和改革维度,呈现出新的治理范式。它以集成式治理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以协同化治理有效破除基层社会的条块梗阻,以参与式治理充分激发主体活力和动力,从而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简约高效治理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变化社会中的治理资源链接、治理结构优化和主体力量调配,突出以线上线下交互联动,折射出新的治理场域中相关要素的多样化组合与积极互动行为,进而为如何以治理创新推动基层善治提供借鉴。     

论完善行业性社团的运行机制

行业性社团能否发挥它应有的行业管理职能和作用 ,取决于运行机制是否健全与和谐。在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中 ,各类行业组织对经济的治理机制是相通的。相对于行业组织在与各经济主体和政府组织的关系中其能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以及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等 ,至少有自治、自律、激励、监督和保障五种机制是共同的。每一个机制都由其不同的内容、方法、过程等要素构成。这五种机制是互相牵制、互为表里、连贯互动的统一体。强化行业管理意识和舆论宣传 ;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出台社团法 ;实现管理体制创新等等 ,是建立和完善行业组织运行机制的基本对策。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创新也在基层。改革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进行推进。形成党领导下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实现民心在基层凝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这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以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从原则、参与者、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社区居民、公民组织、旅游企业、游客群体、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因此,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功能系统构成:政府服务系统、社区自治系统、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它们分别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智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论政府治理危机的类型、成因与对策

我国当前的政府治理危机主要体现在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市场失序的危机、社会失衡的危机、政府权威机制的危机等方面。政府治理危机的产生,其实质是法治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社会自治机制缺失、政府公共服务机制不完善的必然结果。解决政府治理危机的根本对策是:完善法治机制,建立政府责任机制与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社会自治机制,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完善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     

完善村民自治的关键环节——乡村关系的重构

村民自治作为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但村民自治要融于乡村政治运行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村民自治的民主化倾向与基层政府的社会动员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大都市发展转型中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问题与对策研究

城市化的推进要求实现大都市发展转型。大都市发展转型主要在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领域展开，其中政府转型处于主导地位。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和政府转型构成了一种动态、系统的过程，只有通过动态、系统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才能实现。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治理理念、主体和行为的统一体。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创新还存在着治理理念转变不到位、治理主体间合作受限和治理行为不够优化等问题。推进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需要促进大都市治理理念更新、大都市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大都市政府治理行为的优化。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

在社会整体转型时期,“政府创新”日益成为现代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和策略.进一步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特别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将成为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评价指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性受到诸多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众多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概括出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的能力、权利中心的稳定性、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项目的可扩散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等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互动,在推动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政府创新的顶层设计,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制度环境,以科学的绩效管理来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的政策优化,才能在多元合作共治中逐步形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从而增强其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     

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的互动与互济

乡村问题始终是我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一直是政府的追求。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了国家权力干预过多与对乡村社会权利的救济能力不足、自治不足与过度自治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良好互动与协同发展。     

我国公共风险治理模式的制度困境与路径优化

传统的公共风险管理模式面临着一系列制度供给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公共风险应对体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亟待提升、风险治理主体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面对多样化的公共风险,应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完善我国公共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全过程和全方位的治理机制。同时,政府以外各治理主体也应不断提升应对公共风险的能力。     

政府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和谐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正位”为视角

社区物业管理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是构建我国和谐社区的重要一环,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介入。从和谐社区治理的角度看,在政府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途径选择中,物业管理市场建设是和谐社区治理的基础,业主自治和物业主体互动机制是和谐社区治理的关键,政府承担社区内公共服务、统筹物业管理和社区发展是和谐社区治理的保证。因此,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着力研究政府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基于对物业管理和政府职能发挥现状的分析,笔者从和谐社区治理的角度,从物业管理市场的建设、社区自治、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入手,提出了政府有限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对策建言。     

县域农村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成效与发展趋势——以山西省H县为例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问题非常突出,亟需农村基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对此作出回应。结合山西省H县坚持管理体制创新、坚持职能转变、坚持矛盾调处机制创新、坚持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改革,开创农村社会管理新局面的标本性实践经验,提出县域农村基层政府应该从转变政府职能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适应、打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和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原则和措施

治理以其主体的多元化、资源配置的市场优先性、权力运行的双向度、政府的有限理性等特点势必取代统治理念而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从治理的角度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遵循政党主导、政府支持、社区自治、循序渐进的原则,要采取转变党和政府的领导方式、落实社区自治权、建立“议行分设”的社区组织体制、建立社会网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加强以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建设等措施。     

基层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良性互动的路径研究——以苏州Z市为例

民主与法治是社会和谐的两大基石.社区自治作为民主主体及基本表现形式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点和难点.作为诱发性和强制性混合的社会模式转变,和谐社会的构建显然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如何整合政府与公众的双向力量,形成和谐社会构建的合力,成为关键问题.而要形成政府与公众的双向合力,就必须实现政府基层行政管理权与公众社区自治权的良性互动.本文以苏州Z市为例,对如何实现基层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权良性互动路径进行探索,即以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能界定为先导,配之以衔接机制创新和绩效评估机制创新.     

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机制创新

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既不能实现水资源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也不能有效协调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无疑有助于提升政府民主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为此,应以政社合作为突破口,树立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理念,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民主合作互动机制,以实现社会组织民主有效地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和促进社会组织自身的健康发展。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