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试述毛泽东的乡村治理观

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乡村治理观，一方面表现为自治与治理混合、政府与社会功能统一的乡村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思想。毛泽东的这种乡村治理观对建国后党的有关农村治理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与化解对策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的重要维度之一,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村民自治有效程度影响到乡村的治理绩效。当前村民自治中面临着自治主体数量不足、自治规模不当、自治机制运行不良、自治要素条件不佳等多重困境,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应从理顺乡政村治关系、科学设置自治单元、培育壮大自治主体、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合一等方面完善农村治理结构,实现村民自治的转型和发展,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解决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治理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与效率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投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等。韩国、美国及欧洲等国家的乡村治理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结构问题探讨

学术界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问题的讨论有两种思路:一是强化乡镇职能的行政化主张;二是强化乡镇自治和村民自治的自治化主张。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行政化和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的本质取向是一致的,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治理结构的构建必须超越行政化与自治化的二元对立,把行政化和自治化结合起来,而乡村治理的推进主要是要解决好乡镇政府改革与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培植问题。     

论乡村廉政治理中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随着乡村自治逐步成为乡村管理的主导，政府行政力量在乡村管理领域正逐渐从过去的直接管制转变为间接指导，然而在中国部分乡村由于长期以来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桎梏、治理范式的滞后和乡村村官干部意识的缺失，导致村官群体中原先被政府行政力量所压制的不良作风成为影响乡村权威治理尤其是造成乡村腐败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村官作为国家所引导的乡村治理新兴力量正努力配合解决乡村自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群体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将对乡村廉政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     

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

党中央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其中“自治与法治相结合”居于基础地位，是德治的前提，而要实现“自治与法治相结合”，须弄清二者的界分，否则二者相结合就无从谈起。本文在理论上借用了欧盟的宪治原则——“辅助性原则”，以此作为我国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原则，其消极面向可以为乡村自治提供独立性支撑，其积极面向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行动空间。在实践中，通过对精选的7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民事案件中，民间习惯和风俗多被优先适用；在程序违法和刑事违法案件中，国家法的适用享有绝对优先权；在自治与法治共同发生影响且形成僵局的案件中，涉及集体成员身份确认之诉，由自治组织决定，涉及社会权、经济权、生存权侵害之诉，由法院决定。自治与法治冲突时遵循的是先自治后法治的“辅助性原则”的精神。     

论村民自治中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融合

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整合乡村的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在其成长和发育过程中面临着将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融合的问题。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融合是构建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但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与意识形态的断裂阻碍了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需要促进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民主意识的融合,以走出村民自治的困境。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略论民国乡村自治的社会制约因素

民国时期，国家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自治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扭曲变形，始终没有达到制度理想。虽然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国家政治行为有关，但也与乡村社会本身的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的认识，也对目前大力推进的村民自治具有某种启迪意义。 一、封建的乡村经济形态与政治结构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乡村自治制度的运作首先受到乡村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民国时期，地主制经济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地主是主要的乡村土地所有者。据统计，１９２５…     

论乡村政治变革与农村稳定

计划模式的乡村政治已不适应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它所滋生出的种种弊端是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改革这种政治体制。对此,国家在管理乡村的理念上应树立成本意识,实行村民自治与司法独立,正确处理村民自治中的宗族问题,并把乡镇政权基础转向民主法治建设,以使农村保持长治久安。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根源、现实问题与前景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方由于宗族势力的强大，乡村精英的软弱，乡、村、组几级管理体制的不协调．以及人才流通机制的僵化等原因．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当地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本文力图以新的眼光分析历史上宗族势力、乡绅阶层和保甲制度在维系中国历史上乡村自治上曾发生过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善于利用历史资源中某些积极因素，兴利除弊，用以促进乡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完善当前乡村自治的路径应该包括：限制和削弱乡村宗族势力、保护和发挥乡村精英阶层的作用、政府善治并逐步还权于社会，实现真正的乡村自治。     

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机制研究——从科层制走向"多中心"治理

"单中心"的科层体制是形成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解决的出路,是鼓励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民间力量得到增强,构建"多中心"的治理体系,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这个治道变革的过程,需要良好的社会资本来提高人际信任程度,减少交易成本,面对当前日益"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必须依托对不同乡村行动能力的考量,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资本进行培育.     

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与进路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关系的讨论,要么局限于制度文本,要么局限于区域经验,而缺少比较的视角。本文认为,决定乡村关系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村干部可以调用资源的状况和乡村财政状况,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乡村关系的区域差异。本文在对以上三个因素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关系的弱乡强村、强乡弱村、强乡强村等多类型模式,从而将对乡村关系的研究下沉到以实证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比较层面。对乡村关系的研究应该到现实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乡村关系展开的过程,其中包括村民自治的影响。而研究首先是要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究竟是如何影响乡村关系的过程与机制,这种过程与机制在不同区域展开的差异,以及在多大比重上村民自治形成了乡村关系,和在多大程度上村民自治并没有触及到乡村社会的内部,而仅仅是乡村关系水面上的一层油。     

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五老会”参与乡村建设案例研究

乡村建设应该关注村民自治所依托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有赖于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东姜村“五老会”在乡村文化建设和民主建设方面的实践,代表了一种乡村建设思路和角度的转换,即从单纯增加收入之外的角度,考虑乡村建设的方向,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从乡村社会人文和文化方面增加农民的整体福利,推动乡村民主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民国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为了从社会吸取更多资源,一方面竭力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人才流失,民穷财乏,不得不与民休息,改善基层社会的生存环境.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统治区域推行地方自治.然而,因地方自治陈义过高,鲜有成效,不得不逐步改为保甲制度.保甲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自治局面,保甲长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社会的新型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