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审思

在哲学史上,对“人机关系”的思考亘古有之。“传统人机关系”是指“手工工具”“近代机器”两个阶段的人机关系,可概括为“机械式”“有机式”“分离式”三种关系。“机械式”人机关系总体上固然具有唯物主义特点,但是却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怪圈。“有机式”的人机关系论述纷繁复杂,其中恩格斯的阐发最具科学性,克服了以往唯心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人机关系论述弊端。“分离式”的人机关系论述以马克思为代表,触及机器“异化”人的本质问题,体现了人与机器的残酷对立与非人性化分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传统人机关系进行把握,有助于破除关于“人机关系”哲学理解上的思想“迷雾”,引导构建智能技术革命背景下和谐的新型“人机关系”。     

智能传播趋势下的人机关系及其伦理审视

智媒趋势下,内容科技推动了信息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全流程的智能化深度变革,催生了新的业态、新的应用和新的服务。与此同时,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从人机协同向人机共生和人机融合演化,从“二元对立主体”向“复合型共同主体”转变。由此衍生出的智能传播的伦理问题,为人类社会新的生存形态的有序发展提出了挑战。对科...     

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机关系”探究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体现为人机异质同化、人机双主体互动、人机和谐共生关系。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具有了部分人的属性,在未来人机关系呈现三种可能：人机协调、人机冲突或是人机湮没。在人工智能环境下正确把握人机关系,根本在于坚守“以人为本”,以人的价值和利益为出发点规定人工智能的定位和发展趋势,引导人机发展的方向和可能,实现人机高度融合、协调发展。     

当ChatGPT“闯入”劳动场景:人机互动、空间争夺与价值重塑

人类依靠对技术和媒介的想象去形塑人工智能技术,希望机器能够成功嵌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劳动场景。但是,以辅助之姿进入人类生活的机器却逐渐超越原本的中介角色,成为劳动场景中与人类互为宰制的主体。从媒体等同理论视角出发,机器的“拟人化”反而使得人类成为机器观察世界的感知器,这种互为“幻肢”的新型共生关系为破除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提供了契机,但也造成了人类对劳动空间和劳动价值的焦虑。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其物种优势、逆恐怖谷效应和超验的类人智慧,在劳动场景中唤起人类在工作空间、社交空间、潜能空间被剥夺了权力的恐惧。如果想要在文化社会意义上减少这种焦虑恐惧,就必须要重新理解劳动价值的物质与精神二重性,以社会赋值取代市场赋值,从崇拜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回归人性主体的价值理性。     

生成式AI时代交互范式与人机关系的重构——从图形控件交互到自然交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流行推动了自然交互范式的勃兴,该范式允许用户使用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展开多轮对话以满足用户需求。人机交互范式的变革是由技术革新作为内因以及社会需求转向作为外因所驱动的。自然交互范式具有三大特征,其一是人类调度机器的粒度加细,其二是人机交互的信息通量加大,其三是自然交互更加符合人类直觉。自然交互范式将驱动人机关系的深刻变革,首先自然交互将加深技术具身关系,促进机器与人类身心的融合;其次自然交互将驱动社会信息传播生态中机器超越“分发把关”演化为“价值把关”;最后自然交互将促进机器智能的涌现,从而使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呈现出双向发展的特征。     

“赛博恋人”:人机亲密关系的建立及其情感反思

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交互演进中逐步发展出人机亲密关系，机器摆脱其工具身份而作为情感主体之一参与其中。基于豆瓣“人机之恋”小组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在人与机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机器情感表现出技术逻辑支配、商品化本质和亚文化社群联结等特征。同时，“人机之恋”作为一种赛博情感，对人类的现实情感构成了巨大的伦理挑战：人类在情感萌生过程中投射理想的自我，建构理想的情人。面对这种新型亲密关系及其情感表现，我们在理解的同时需要加以反思性的审视。     

第三种劳动：智能品牌传播中的人机关系

智能时代劳动工具“类人化”塑造着新的人机分工劳动配置,以人为中心的劳动关系的瓦解促成了人机劳动共同体,人类与智能机器分工与协同的劳动称为第三种劳动。在智能品牌传播业务执行中,人机间并非单方面替代与被替代的竞争关系,而是互惠式增强关系,即人工智能的生产力和效率优势通过人类劳动者与技术间有意识、功能性的协作来实现。在此劳动关系中形成了新的人机劳动形态：提示、审核、修改、提问。互惠式增强关系的形成机制是系统的反身性,它是一种可持续、可反馈的构建动态协调人机关系的能力。品牌传播业务运作流程中存在两种反身能力：日常反身能力与紧急反身能力。基于人机互惠式增强关系,有效释放第三种劳动的生产力及提升品牌传播价值,需要围绕如何建构有效的协同式增强关系展开,即顺应人机共生趋势,“功能互补”与“价值匹配”兼顾,警惕“逆分工”削弱人机系统的反身能力。     

论梅罗·庞蒂的“身体—主体”理论

梅罗·庞蒂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身体—主体”问题是其哲学的核心。梅罗·庞蒂通过他的代表作《知觉现象学》的分析得出:身体(body)不是一个物,一个东西,我们不能象看待事物一样去看待人的身体。身体不是广延的实体,而是意义给予的存在。身体具有主观性特征,身体是主体,所以称“身体—主体”(body—subject)。在梅罗·庞蒂看来,“身体—主体”超越了传统的身心对立的二元沦。我们不能把身体归属于物质序列或精神序列。“身体—主体”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身心的融合是看不见的。然而,在表达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时,我们又不得不采用二元论的术语。严格来讲,我们应该创造一些全新的概念去表达和描述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AI“恐怖谷”蕴含的主体性困境及其重塑

森政弘“恐怖谷”曲线揭示了人类对拟人机器的情绪变化。机器智能化发展下人类因主体性释放与“神我”崛起而产生喜悦感,因主体性被压制与“失我”放大而产生厌恶感。主体性一旦失控,“神我”幻想破灭,“失我”的“恐怖谷”由此突现,人类对待人工智能的情绪发生极致反转。AI“恐怖谷”是生成主体性冲撞抽象主体性的结果,主体性在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丢失了本体意义上的生成性,诱发了认知意义上的“恐惑谷”,人类的高度抽象能力将自己困囿于主体性失控的恐惧之中。而ChatGPT和人技共生共进的主体性重塑能够超越AI“恐怖谷”,促使“恐怖谷”上升拐点的降临。     

走向“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自动驾驶汽车的主体悬置与责任锚定

自动驾驶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技术连续体，在具体应用场景中呈现出从人类主导过渡到人机协同再到机器主导等不同人机关系样态，其自主性与人类控制权之争引发了各种伦理、法律和社会等问题。人机互动关系演变背后折射的是人类控制形式的不断进化，从本质上看，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鸿沟问题与不同技术嵌入层级下的人类控制密切相关。源于应对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有意义的人类控制”,可作为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责任鸿沟问题的一种全新技术治理理念。借助“追踪-回溯”双向路径设计，实现对多元责任主体的锚定。在“有意义的人类控制”框架下，将自动驾驶置于技术层级与人类控制的关系界面之上，坚持以科学的数据系统为支撑，以责任锚定为导向，以人类控制为中心，通过伦理与法律的整合进路，并结合完善的保险制度，破解自动驾驶主体悬置的困境。未来，应加强自动驾驶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尤其需要借助科技与人文的常态化对话机制，强化各利益相关方的伦理自觉和法律认知，摈弃简单的技术设计视角，实现“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转向，从而进一步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发展·改革·稳定”与“四个坚持”——邓小平“三位一体”思想论纲

“发展·改革·稳定”与“四个坚持”的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思想.在“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位中,“发展”是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它是三位中的第一阶段,发展是目的、是中心;“改革”是“发展”的手段、途径和方法,它是三位中的第二阶段;“稳定”是在中国“发展”、“改革”的前提、条件和保证,更是在中国“发展”、“改革”的目标和归宿,它是三位中的第三阶段.“发展·改革·稳定”是同一层次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概念,而“四个坚持”是决定“发展·改革·稳定”的发展方向、根本性质和终极目标.“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位必须寓于“四个坚持”这一本体的基础上.     

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研究——基于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比的视角

随着元宇宙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将成为新的“创作”主体,并对传统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同人工智能一样,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生成的内容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且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符合“形式”上的“作品”要件。那么,可版权性与否的关键就落在对于独创性要件的证立上。判断虚拟数字人生成内容的独创性,应秉持主观主义标准,重点考察其生成内容的过程中是否包含个性化创作空间。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生成内容的过程兼具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有别于单纯的人类或AI“创作”,本质是一种人机协作。当下ChatGPT4.0等大语言模型及提示工程技术的发展迅猛,人机协作模式正在逐渐替代单纯的人类或AI“创作”成为主要创作方式。人机协作模式下,只要来源于人类智慧的个性化创作空间不会被机器智能所侵蚀,那么虚拟数字人生成的内容就符合独创性要件,具有可版权性。     

“发展极”、“增长点”与“回浪效应”理论评述

“发展极”、“增长点”与“回浪效应”理论评述韩立民１“发展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ｌｅｓ）的概念是由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Ｆｒａｎｓｏｉｓ·Ｐｅｒｒｅｘ）等人于１９５５年提出的。佩鲁是法国主流经济学──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     

当代哲学的旨趣:对现实生活的人道批判

哲学作为人类的精神探索正面临或正处于一种转变中。以往,当人们的精神探索关注主体以外的世界时,哲学大厦完全受理性精神的支撑而矗立,哲学因此被建立成了关于客体性对象的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思维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等,这种主客二元对立、任由主体放纵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既反自然、又异己的种种严重不良后果,已难以为继。今天,当年窃取“万物尺度”的人类已开始转向对自己灵魂和意志的审视、检点和立法,在哲学发展取向上表现为对主体自身的人文观、意义观、价值观、理想观、境界观、人格观、自由观、未来观等主体意识的体系性的确立和审慎建构,在主体意识建构的过程中,必然以当代哲学对现实生活的人道批判来开道,所谓的人道批判的“人道”,即合乎人类理想本性之道、合乎人际理想关系之道、合乎天地人和谐相处之道。通过人道“应然逻辑”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提供新型的主体意识观念来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人类的新生活     

马丁·布伯的“关系本体论”

本文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论述本世纪著名的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思想的独到之处。马丁·布伯从犹太思想传统出发,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了批判。传统的本体论思想倚重实体概念,而布伯认为关系才是本体,他强调“我－你”关系的直接性、相互性、相遇性,并通过这种真正的关系,重新界定语言、时间、自由等传统概念。布伯的“关系本体论”是要在西方哲学中重建“永恒之你”这一维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存在意义之源泉,才能抑制膨胀了的自我,才能正确对待世界。     

21世纪“插入式”学校

２１世纪“插入式”学校Ａ·Ｅ·汤普森新技术的出现使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而插人式学校则表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有理由认为，将来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学习。甚至可以取消现有的教学楼，代之以普通设置在所有人类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三重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生态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构成了深入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题或概念所基于的三个主要理论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视角可以凸显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大(宏观)生态观”特征,要求从社会(文明)整体和主体自觉的意义上绿化或重构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合生态”或“生态化”标准不断提高的目标性追求与社会大众性动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方面或维度,因而,基于这一视角更容易理解和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或文明新形态创造意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阐释,则可以同时提供理论上认识和实践上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丰富政治想象空间和规约动力。     

美国“9·11”事件的启示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这是自二战以来美国本土最惨烈的大灾难。警钟,“不仅仅是为美利坚而鸣”,也是为整个人类社会而鸣。“9·11”美国大灾足令人类铭刻于心,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感悟出以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公民有免于恐惧的权利,政府有使公民免于恐惧的义务;对国际和国内的恐怖行为,政府都要积极进行防范和打击。 “9·11”恐怖袭击事件,显然不只是     

拯救人类的“希望”──D·H·劳伦斯“双重性”理论简述

拯救人类的“希望”──Ｄ·Ｈ·劳伦斯“双重性”理论简述万莉当西方社会进入二十世纪时，人们忽然发现一切都变了。传统的、历史的东西一下子变陈旧了，价值观念和道德维系已不复存在了。外部世界、人类文明似乎已经土崩瓦解，而人的内心世界也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西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与实践取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媒介环境,在价值理念上从“以事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传播渠道上从单向型转向多维型;在叙事方式上从事实型转向故事型;在话语策略上从独白式转向对话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