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保NGO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环保NGO是环境保护的生力军,然而现行的登记管理体制不仅阻碍了环境NGO的发展,更直接导致了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缺位。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环保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只能是诉讼支持者和诉讼代理人。要更大地发挥环境保护的"公民参与性",必须重构环保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不仅要赋予其原告资格,还需要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使其成为诉讼赔偿归属。     

略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NGO——基于一个案例的联想

NGO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较个人具有独特的优势,美国公民诉讼与德国团体诉讼在此方面的实践比较成熟.借鉴美国与德国NGO环境行政公益诉权制度,中国可以在实体资格强化和诉讼程序改设两个层面克服NGO的现行运转困境,赋予其环境行政公益诉权,以其为突破口推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及环保事业的发展.     

中国环境NGO的发展与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成长,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NGO,其在准入环节和运行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制度羁绊,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公民社会的不完全性。试图从制度分析的层面,探讨中国环境NGO拓展生存与发展权利的路径选择。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新探——以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为视角

随着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各国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环境诉讼制度。虽然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公益诉讼的相关内容,但是关于公益诉讼主体的表述依然混沌不清。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呈现开放性多元化趋势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能盲目“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应当从我国国情出发采用限定性二元机制,在充分肯定环保非政府组织（即环保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缩写）的最佳原告资格的同时,逐步放宽公民的原告主体资格作为对环保NGO效能的补充。因此,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国外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重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模式尤为必要。     

试论环保NGO的发展方向

环保NGO就是各种各样以环境保护为目标、以环境保护为号召的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公益性等特点。几乎所有的工业发达国家都有许多环保NGO,他们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程度的标志。我国的环保NGO从创建到现在的历史不过十多年时间,与西方发展较成熟的环保NGO相比在很多方面都有待改进。仅从社会认同、策略联盟、能力建设方面分析我国环保NGO的发展方向。     

关于中国NGO法律政策的若干问题

1990年代以来,NGO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中,NGO相关的法律政策环境无疑成为影响其进程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文章基于对我国NGO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历史过程和现状特点的理解,对围绕我国NGO法律政策环境的一系列问题,诸如NGO的法律地位、概念界定和分类体系、登记管理体制、税收政策、社会监督机制、政府财政支持、人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和系统的分析,试图从总体上搭建一个有利于培育、发展、规范NGO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为下一步推动国家制定和完善有关NGO的法规政策提供参考。     

环保NGO的政策倡议行为模式分析——以“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为例

"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中的环保NGO政策倡议界分为社会动员模式和倡议联盟模式。社会动员模式随环保NGO在政策倡议议程的设立过程而产生、演化和发展,媒体公开报道、民间空气检测、PM 2.5数值公开阐释了环保NGO社会动员模式的基础、方式和影响力。倡议联盟模式的构建是环保NGO政策倡议行为得以实践的重要推动力,环保NGO和媒体之间形成"紧密型"联盟,环保NGO之间则形成"松散型"联盟。从环保倡导者嬗变为环保政策倡导者,环保NGO的政策倡议行动需要能力建设和理性规范。     

高校环保NGO发展现状及阻滞因素分析

近年来,高校环保NGO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环境保护领域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基于对西安市高校环保NGO的实地调查,"窥一斑而知全豹",阐述我国高校环保NGO的现状,指出学生流动性强、资金缺乏、学生环保知识缺乏、管理体制不完善等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应从营造高校环保NGO良好的发展环境、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加强与外界合作与交流等方面来促进高校环保NGO的发展.     

传媒、公民环境权、生态公民与环境NGO

［摘要］“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传媒构建、拓展环境“公共领域”，促进环境议题的“公民赋权”，用“媒体理性”引导公众环境运动的“理性参与”；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公民环境权，实现“公民环境权”由道德“应有权利” 向“法定权利”、“实有权利”的飞跃；需要普通公民向“生态公民”蜕变，需要环境NGO积极承担吸引民众环境参与和培育“生态公民”的重任，实现普通民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深度融合。     

环境NGO——中国环保领域的崛起力量

经过12年的发展,我国环境NGO已经初具规模,给环保领域注入了一股鲜活血液。文章针对我国环境NGO在环保领域的“异军突起”,分析其日益凸显的角色背后的环境因素,并就进一步促进我国环境NGO良性发展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西部民间组织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产生了多元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带来社会失衡,应用法社会学理论研究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可以发现:民间组织能够反映"社会人"的多元化利益诉求,架起公共权利和民间社会的互动桥梁,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西部地区民间组织发育不足,需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以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防止社会动荡和危机。     

论非政府组织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发展

加快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可以增加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换力度,增进社会容忍,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非政府组织的重大意义,力求形成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伙伴关系,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优势,拓宽非政府组织的协调沟通机制,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法社会学的视角

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作为市民社会重要代表的民间组织起着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民间组织的必要性体现在:民间秩序是法治秩序的基础,民间组织可以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影响和监督公共决策实现“善治”,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民间组织可以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并在公共权力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桥梁,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有所发展但仍存在不足,需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促进民间组织良性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

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国际大环境下,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备受学者的青睐,并日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以政体为切入点,对比研究了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传统型政体之下,非政府组织在基层社会得到了相对较大的生存空间,但封建君主在主观意志上是不愿意看到非政府组织过分强大的;在过渡型政体之下,社会处于转型之中,非政府组织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政府希望借助非政府组织弥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短板,但极力避免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在现代型政体之中,非政府组织拥有了强大的社会民众基础,政府渐渐把一些原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转交非政府组织打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制度环境。     

试析公民社会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

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分析公民社会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认为公民社会充分发挥作用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分化、分层加剧、社会自主力量增加、权力不断让位于权利的历史过程;同时,公民资格的获得、一定量的非政府组织、法律至上、认同规则的契约型社会、民主的政治环境,也是公民社会发展、并充分发挥作用的共时条件.     

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路径思考

非政府组织作为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已经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目前它们存在着一定的困境和问题,要下大力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让它们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策

ENGO是英文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中文直译为环境非政府组织或环保非政府组织。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ENGO在数量、规模、专业化等多个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但也确实存在着发展历史短、资金缺乏、自身缺乏组织能力、号召力不强等客观问题。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不断增长的环境压力,ENGO面临着重新定位和提高能力的挑战。为了促进我国ENGO的健康发展,使其成长为公民社会中更加坚强的主体力量,针对其在身份资格、财税行为和意识文化三个方面遭遇的制度困境提出具体对策。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理性化建构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公民社会的兴起,为推进中国政治理性化发展既带来了动力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与思考二者之间的互动和协调。作为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其所具有的平等性、参与性、相对独立性以及志愿性等特点,使其不仅具有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的性质。可以通过组织自治、加强组织内部的民主化以及发挥国家的作用,来推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理性化建构进程。     

非政府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探析——基于对山东省非政府组织（2008—2012）的考察

非政府组织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根源于自身的特性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非政府组织少了＂尖锐性＂和＂对抗性＂,多了＂补充性＂和＂调和性＂,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灵活多样性和及时有效性,以及大众参与的优势。对山东省非政府组织（2008—2012）发展的考察分析表明,在对待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上,必须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不可盲目地套用西方理论加以简单化的评判。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紧密相关,这就决定了其成长是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一个漫长过程。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得益于自身、政府、社会和公众等多方面的系统跟进,任何一方缺位,都不利于非政府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积极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