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审理与庄严的判决.但是过去史学界对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较多,而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研究不够,甚至重视不够.本文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过程、特点及其重要意义作一阐述,指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具有合法性、严密性、典型性与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其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战俘与平民三十万人以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权威性.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

抗战胜利后,在主客观条件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和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三个专门调查机构从不同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尽管这一调查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极个别统计数字的可信度也不高,但战后国民政府通过社会调查所获得的大量人证物证揭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同时也在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南京大屠杀是国际社会早有的定论

本文以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早有定论为论点,用严谨的逻辑证明阐述了国际社会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认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重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定论不容篡改和否认.     

战时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的调查——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与同盟国一起为战后惩处战犯而开展敌人罪证调查,并于1944年2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敌人罪行调查的工作规程和办事细则,进一步推动了敌人罪行的调查工作。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试图通过调整撤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重新明确敌人罪行调查工作的分工,以适应战后审判的需要。虽然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十分认真艰辛的努力,也整理汇编了近三千件罪证材料,但由于各级政府对调查敌人罪行认识不足、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缺失权威以及特定战争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战时日军罪行的调查成效并不显著。     

自首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探讨

本文对准自首的主体、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是否可以包括同种罪行等自首认定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澄清相关理论问题,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自首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探讨

本文对准自首的主体、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是否可以包括同种罪行等自首认定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澄清相关理论问题,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灭种罪的区别

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和灭种罪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演化关系。不过,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存在。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与战争(武装冲突)的关联性不同、犯罪对象不同、广泛性和系统性不同、具体罪行不同。危害人类罪和灭种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方式不同、犯罪对象不同、罪行发生背景不同、具体罪行不同、犯罪心理不同。     

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

日军进攻南京时,击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引起两国关系紧张.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方为缓和对美关系同意美使馆人员最早返回南京.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阿利森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遭受侵害的中国妇女却为美日两国政府及舆论所遗忘,被提交军法会议的日军官兵的罪名也是殴打美国外交官而不是强奸中国妇女.美国政府得到了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美方的政策和行动却只限于维护本国在华利益.     

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4日,美国驻德大使陶德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密电中披露,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就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1938年1月25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与"广田电报"中记录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关于日军屠杀30万平民的报道的内容完全吻合。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记录的来自加害方和第三方的消息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日军在以占领南京为目标的侵略行动中曾经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若将第三方档案与其他证据(电报、日记、书)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日军从侵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在南京沦陷之前、之后,以及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曾施以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就是说,1937年秋冬,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档案及相关记录揭示并证明,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教育就意味着与犯罪相伴,也注定了日本军人成为罪恶的战争与屠杀机器的必然。"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它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     

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中国古代人身权利保障原则的新仁学思考

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中国古代人身权利保障原则的新仁学思考杜钢建在人身自由保障的理论原则中，无罪推定和罪行法定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具有衍生性的原则。从此二项原则中，可以推导出其他一系列有利于保障人身自由的原则或规则。无罪推定或无罪假定原则最早产生于中国...     

自觉地背上十字架

最近在网上读到摩罗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致郭铁成先生忏悔书》。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不仅仅是那些在“文革”中犯下罪行的人需要忏悔,就是那些仅经历过“文革”末期甚至未经历过“文革”的我们青年人也需要忏悔。因为我们青年虽然并没有亲手犯下罪行,但我们是中国人中的一分子,我们与前人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摩罗说,二战后德国对它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忏悔,但这反思、忏悔并不是由当年大屠杀的亲手制造者来完成的,而是由后人来完成的。同样,我们也应该自觉地承担起替前人反思、忏悔的责任。读完摩罗的文章,…     

论日寇浙赣细菌战及其后果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人们不禁想起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暴行。其中,最残忍和最令国人切齿痛恨的,莫过于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用大量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并利用细菌武器在中国各地进行细菌战来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过去,有关日军的细菌战罪行,很少为人知晓,直到近年来,有关揭露日军在华实行细菌战的     

南京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发展

贯彻科学发展观 ,促进南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就要充分发挥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 ,大力推进南京科技创新的产业化进程。本文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 ,对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有形资源、制度环境以及科技创新对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评估 ,并在此基础上 ,对如何推动南京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给出了一些建议。     

战争罪行的新概念——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原则的一些主要的变化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将近十二年了。国际的和各国国内的战犯审判也都先后结束了。毫无疑问,由于这些审制的结果,关于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原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与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不相同的战争罪行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回顾和总结一下这些变化和发展,对学习和研究国际法或刑事法的人们说来,     

南京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发展

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南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充分发挥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大力推进南京科技创新的产业化进程.本文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对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有形资源、制度环境以及科技创新对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推动南京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给出了一些建议.     

南京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研究和开发

研究与开发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南京技术创新中的研究与开发的活动主体以及它们的现状,然后选择了与南京经济规模大体相当的6个城市与南京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进行横向对比,指出了南京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最后就当前的现状提出了政策建议.     

从犯罪经济学角度分析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罪

分析了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罪的犯罪构成与认定以及寻租性非法低价出让土地罪的原因和机理,认为影响土地管理部门官员非法寻租低价出让土地罪的影响因素有:诚实工作的正常收益、罪行被发现的概率、贴现因子、租金的大小,罪行被发现以后的次优收益。以预期犯罪净收益为目的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土地管理部门官员个人寻租性腐败行为的动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治理的措施。     

论贷款欺诈犯罪的新发展

贷款欺诈犯罪作为金融领域的罪行,其定罪与借贷融资方面的其他法律法规紧密相关。《物权法》在资产流转方面制定了一些新规范。尤其是超额抵押及应收账款出质方面的规则变动将对贷款欺诈犯罪的认定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将对这些新发展进行研究,并在民事与刑事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展望。     

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调查与研究

本文根据对南京的侵华日军近 4 0家慰安所遗址及其相关的中、日、韩档案史料系统的调查与研究 ,论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由来、途径与各慰安所的分布、活动情况 ,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及其给中、韩、日妇女带来的灾难。     

《罗马规约》修正案对侵略罪管辖权的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首届<罗马规约>审查会议通过了<罗马规约>修正案,明确规定侵略罪的定义和对于侵略罪行使管辖权的条件,赋予联合国安理会对于侵略行为的部分认定权.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侵略罪行使管辖权的条件,选择适当时机早日加入国际刑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