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诗论及其评价

袁枚的诗论冲心是性灵说。诗来源于性情,然而没有性灵的性情流于直;诗的流传在于创新,然而没有性灵统摄,诗就难出个性、难以创新。本文从诗之源、诗之魂、诗之传三个方面分析袁枚的诗论。在此基础上,分析袁枚诗论的积极意义及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原因。     

论叶燮对清代中期性灵诗说的启迪

叶燮与袁枚分别是清代前、中期杰出的诗论家和诗人。叶燮《原诗》以其精湛的理论体系对诗坛流弊作了高屋建瓴的针砭,袁枚以其杰出的诗论和创作领导了席卷清代中叶的性灵诗学思潮。本文从以变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反对优劣唐宋与门户之见,"性情"与"面目"的主张,从"匠心"到"灵机"的发展,思想根基的正统性等方面,梳理袁枚对叶燮反复古主义诗论体系的接受、融通与发展,从而彰显叶燮于清代中叶性灵诗说的启迪之功。     

蒋士铨诗学观念的转向

蒋士铨前后论诗观念具有一定变化,这显然与袁枚的影响有关.但应当注意到,蒋士铨的诗歌趣味与袁枚是有一段距离的,虽然他论诗根于主深情,有性灵诗学的种子,但直到晚年,都坚持以道为本,且对江西诗家较为优容,与袁枚的诗学旨归殊有不同.通观之,蒋士铨虽可视为性灵派中人,但他的一只脚其实还在圈子外.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天籁自鸣天趣足--张问陶"趣"内涵初探

张问陶是清中叶继袁枚之后性灵派重要诗人.后人探讨其性灵诗论多从性情、天性、血性入手,而忽略"性灵说"另一要素"趣".本文从创作主体之真趣、创作过程之灵趣、创作客体之逸趣三方面揭示张问陶"趣"的内涵.     

张问陶晚年诗学思想透视——解读《题屠琴论诗图十首》

张问陶晚年更执著地坚持诗歌创作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情显现 ;提倡以性情论诗 ,又以禅喻诗 ,从美学高度论诗 ;反对模唐规宋 ,又提倡“转益多师”,向古人学习 ;反对以笺注、考据入诗 ,又反对雕文镂彩 ,强调写真景、传真情、达真意、得真趣 ;崇尚“天才”,又看重创作主体的修、养、炼 ;突出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和灵感的重要性 ,又坚持必须有坚实的生活基础的观点。随阅历之丰富和识见之高远 ,张诗由抒写个人抱负转为表现南北山川之美、羁旅飘泊之感和怀乡念亲、悯民忧国之情。张的诗论和袁枚同属性灵一派 ,诗作却独树一帜 ,有别于和超过袁枚之处。     

张问陶晚年诗学思想透视——解读《题屠琴Liao论诗图十首》

张问陶晚年更执著地坚持诗歌创作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情显现;提倡以性情论诗,又以禅喻诗,从美学高度论诗;反对模唐规宋,又提倡"转益多师",向古人学习;反对以笺注、考据入诗,又反对雕文镂彩,强调写真景、传真情、达真意、得真趣;崇尚"天才",又看重创作主体的修、养、炼;突出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和灵感的重要性,又坚持必须有坚实的生活基础的观点.随阅历之丰富和识见之高远,张诗由抒写个人抱负转为表现南北山川之美、羁旅飘泊之感和怀乡念亲、悯民忧国之情.张的诗论和袁枚同属性灵一派,诗作却独树一帜,有别于和超过袁枚之处.     

黄宗羲主性情思想论及其诗教观

黄宗羲的主性情诗论,立足情本位,以"求真"和"反俗"为主要特征,他"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的诗学价值观不但体现了其主性情诗论的诗教本质,也把他的性情观与晚明尊情的性情观及清中期袁枚世俗化的性情观明显的区分开来,从而在亡国后深沉的文化反恩中自觉强化了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与此同时,他反对以时代论诗,有效地破除了门户之见,从理论上为宋诗提高了地位.黄宗羲主性情诗论的形成与黄宗羲所处的社会环境、诗坛思潮及其师承交友均有关系.     

论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

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相较于晚明与清中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特征:其一,从外部结构上来看,诗言志与诗主性情说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二,从内部系统上来看,诗主性情说不仅从个人之性情延伸至万古之性情,同时在性情与世运之间也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联系;其三,从审美取向上来看,由诗主性情说所引发的对"真诗"问题的探讨同样是这一时期诗论的重要特点。     

黄药眠是被遮蔽的优秀诗人

黄药眠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具有诗歌天赋和诗人气质,经历了从夜莺到战士再到思想者,从具有单纯爱情的歌者到劳动大众的代言人,再到追求自由独立的个人的沉思者的诗路历程。他初入诗坛就光彩夺目,受到了创造社诗人王独清等人的高度重视。他深受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熟悉古今中外各种诗体和诗艺,特别是能将政治宣传与诗歌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新诗的诗体建设和诗艺成熟做出了贡献。他早年的诗歌创作活动对他以后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在重思想轻艺术、重视大我情感轻视小我情感的极"左"时代,能够维护艺术的纯洁性,重视人和人性。他的诗歌创作影响了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学派的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学界对诗人黄药眠的评价太低,今天承认黄药眠是优秀诗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性情正还得性情真——论朱鹤龄的诗学理论

朱鹤龄论诗的思想内容,要求诗＂上之补裨风化,下之陶写性情＂,主张性情正;又倡导性情真：诗必须真实地表达思想感情,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在此基础上,其卓有见识地强调人品正：只有高尚正直的人品,才能表达出正且真的性情。他论诗的艺术风格,提倡转益多师、风格多样化,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朱氏在诗学上识解宏通,许多观点与后来的诗论大家叶燮相通,发《原诗》理论的先声。其为艳体诗的论辩,与沈德潜、薛雪的保守落后比,进步观点尤为难能可贵。     

刘子翠"不远复"三字符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不远复”三字符是刘子翠重视儒家原本智慧的思想标志,提出的是一个回复本性、自我完善的命题,它包括克己复礼、识体归仁、制情复性三重向度。刘子翠用三字符在倾向于道禅的青年朱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种上了一棵复归儒学门庭的思想根苗。     

从《国朝松陵诗征》看袁景辂的诗学观

《国朝松陵诗征》集中体现了袁景辂的诗学观。重诗意的创新和个性化,打破唐宋门户之争的偏见,主学问修养,倡比兴寄托,要求风格多样化,作品自然本色。其整个诗论继承了其师沈德潜的诗论精义和优点,固然有“格调说”的影子,但对其消极和保守也有所突破和超越。其论诗内容丰富,于后人评诗作诗颇有裨益。     

水样的春愁--论郁达夫的诗意写作

情感的内化性倾向是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突出特点。情感在文本中的高度张扬使得人物失去了其在传统模式下的功能,成为传递情感的中介。郁达夫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传统诗歌语言的"诗言志","诗缘情"品质,即将空虚而抽象的性与具体而切实的情相结合,另一方面吸取和异化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理念,走出了他独有的将古典意象赋予现代情感,将现实的生命体验以诗意的笔调进行重新演绎的创作道路。这种独抒性灵的诗意创作,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从“春女善怀”到“秋士易感”——论柳永对宋玉《九辩》的接受

柳永由于在气质、际遇上与宋玉的遇合,在创作中大量地接受宋玉《九辩》及其它作品,将＂悲秋＂意象用于词体,把词自《花间》以来的＂春女善怀＂主题带向了＂秋士易感＂的题材,扩展了词境;也因为他自身在艺术气质上与宋玉的契合,在艺术手法上也从宋玉赋中汲取了种种变化,并大量用于慢词长调的创作之中,扩大了词体。     

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

何焯是清初诗文评点大家，文章以其所评义山诗为例探讨他的评点之学，认为何焯以评点为学问，评点本是他的学术著作；其评本采用考据与评点相结合的方法，引领了新的评点方式；并以评点构建诗学理论，使评点脱离明以来随意的感性领悟形式。何焯的评点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诗学理论价值。     

中西自由观比较

中国人的自由观注重内在的精神自由 ,它与性善论相联系。即是说 ,当人达到了“至善”境界 ,他就不再受外在功利的诱惑 ,从而他也就获致了自由 ;西方人的自由观注重外在的物质自由 ,它与性恶论相联系。即是说 ,为了企达自由状态 ,人必须防止被他人强制。中国人由于对人性作了过于乐观的的估计 ,因而忽略了制度性构建 ;西方人由于被功利主义所诱导 ,因而忽略了道德自律的重要性     

从“放达”到“纵横”——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

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对人生采取"放达"态度,回避现实矛盾;诗歌创作以吟咏性情为主,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其人其文,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放达"之风,影响所及,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王禹发展了白居易的"谪官"文学、"吏隐"文学,将其傲岸贞刚的人格精神灌注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白居易而不为其所阈;诗歌创作回归"言志"传统,赋予宋代文学以"纵横"的时代精神,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     

鲜于枢艺术论

鲜于枢,是元代著名书法家、诗人,生活于战争动乱的金元之际的仕宦之家,多才多艺。他的诗词豪放飘选,描写底层百姓极具个人特色,是元代代表性的诗人。同时,他是元代书法家中的集大成者,元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他作品中的复古之风以及他对书法创作的论述,都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中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