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杲堂对黄宗羲诗论的接受

李杲堂与黄宗羲读书穷经,以文托之,交往甚密,在接受黄宗羲诗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正性情”论、“文章元气”论、“诗而史作”论以及“日新之妙”论为核心的诗学观。其诗学观有助于肃清晚明诗坛以来的的模拟皮毛和盲目追从高门巨公的风气以及浅率的诗风,在继承楚骚现实主义传统之时,包含了明遗民崇尚实学的政治理想。     

黄宗羲“求真至性”说及其险俗诗歌创作

黄宗羲的“至情产生至文”文论观与其“视道合离”原则是相契合的,他主张“无情何以见性”的性情合一论,主理重情,以情佐理,以此提升文章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感染力,黄宗羲强调修史、治心、学养的目的都是为了创作出自然流畅的诗文,表露真情而达到至高境界.基于此,其行文风格奇谲怪异,却与“文以载道”的理念并不矛盾.     

论黄宗羲诗学思想与清初浙派之建构

黄宗羲诗学思想在明清易代的文化生态语境中具有独特的转捩和建构价值。他从哲学的高度融通“情”、“理”,转注传统诗论“性情说”以新的元素;兼采“唐”、“宋”,再次确证宋诗美学范式;崇尚清刚之音,希冀用阳刚之气和风雷之美来摹绘天崩地解的乱世风云。作为初祖,黄宗羲以其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浙派的创作基调,本文试从审美文化的层面予以诗史意义的考察。     

何绍基诗论中的诗歌本质观

何绍基诗论不脱传统诗教说的畛域,力主"温柔敦厚"、"性情说",但是他的诗论中亦不乏创新有价值的论断。他强调"不俗",重视自我,对诗歌独特的艺术本质(规律)也有所涉及。透过这些诗论,可以看出何绍基的诗歌本质观。     

以性统情,秾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秾丽婉至"的诗风。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论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

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相较于晚明与清中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特征:其一,从外部结构上来看,诗言志与诗主性情说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二,从内部系统上来看,诗主性情说不仅从个人之性情延伸至万古之性情,同时在性情与世运之间也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联系;其三,从审美取向上来看,由诗主性情说所引发的对"真诗"问题的探讨同样是这一时期诗论的重要特点。     

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以《说诗晬语》为中心

《说诗晬语》作为清代诗论体系建构中的鼎力之作,内中充分体现了沈德潜对于诗歌本体功能的认知与恢复,以及诗歌创作经验的秉承和创新方面的独到见解。沈德潜提倡主情的儒家诗教观和主"格调"的诗歌创作观,以此来恢复当时日渐衰落的诗歌正统。他在诗歌创作的体裁与声调等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通变思想,尤其是注重"活法"的思想,为当时僵化的诗坛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这也正是沈德潜诗学思想的价值及意义所在。     

论黄宗羲民主思想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这与儒家传统的"民贵君轻"说法有根本区别;他明确指出,"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君臣观;他称一家之法为非法之法,而真正的法是天下之法,具有国家宪法的性质;他还提出要"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具有现代议会的某些功能.这些都表明,黄宗羲的社会政治的思想确实具有民主性,他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     

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通共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也显示出其发展的局限性。从而 ,人们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精致结合。为使现代科学技术得到长足、理性的发展 ,应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通与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