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减少羁押、节省诉讼资源、实现恢复性正义.但在实际运行中,刑事和解也引发了人们对和解滥用和暗箱操作的担心.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和配套措施的缺失成为突出的问题.从困境中突围的思路是树立刑事契约观念并引入诚信原则,同时从立法层面规范和解程序,并建立司法转处等配套措施.     

论家事司法正义——以家事司法实体正义为视角

不同于普通民事司法正义,家事司法正义是一种特殊的司法正义.家事司法正义特殊性的根源在于家事司法价值的特殊性以及家庭法上的家事正义的特殊性.家事司法正义具有特殊的考量因素,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在满足当事人多元利益需求基础上依法公正妥善处理家事争议是家事司法正义的基本考量因素;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是家事司法正义的首要考量因素;维护家庭和谐是家事司法正义的应有考量因素.在家事司法过程中,为实现家事司法正义,我国有必要利用家事诉讼、家事调解、婚姻家庭咨询、心理咨询和治疗等四种机制处理家事案件.     

协商性司法:理论内涵、实践形态及其语境

协商性司法追求控辩双方的对话、协商和合作,注重通过非传统刑罚方法解决刑事责任问题,突出被害人在程序过程中的地位并切实维护其遭受犯罪侵害的利益,着眼通过协商性司法过程和方法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关系、犯罪人与社区关系以及社区秩序的恢复、重建和发展。恢复性司法、辩诉交易、警察警告制度、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等是协商性司法的主要实践表现形式。对抗制刑事司法的内在缺陷和不足是促成协商性司法之生成的直接原因,孕育和催生协商性司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后传统社会的关系性质和价值理念。     

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的建立与完善

宋英辉、茹艳红指出，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别程序，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既在章节体例上健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文本，也在许多方面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体现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不断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借鉴域外经验，刑事诉讼制度逐步走向科学、民主和精密。增设特别程序，可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     

关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诉讼理念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事再审制度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仅追求实体正义,强调纠错功能,有其一定合理性,但过于片面,忽略了再审制度应承载的其他价值。刑事再审程序诉讼理念除应包含实体正义外,还应把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念统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的目的。     

论刑事司法领域下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

法律正义是基本正义,社会正义是更高标准的正义,两者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碰撞、矛盾时有发生,给刑事司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现象除了是由法律正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以外,还归咎于社会公众基础法律意识的缺失。本文致力于寻求融通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径向,包括提高社会公众于法律正义的接受限度;理性对待公众舆论,合理引导民意走向;适度考量公众舆论,保障司法独立;确保司法透明、信息公开、判决说理等方面。     

令状主义及其适用程序初探——兼谈我国刑事司法命令程序的重构

令状程序是令状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国外刑事司法令状程序比较完备.我国也存在刑事司法命令,但由于法律文化传统与宪政制度的差别,导致与国外令状制度在内容与原理上的差异.根据我国国情,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借鉴国外令状主义的合理因素,重构我国刑事司法命令程序的设想.     

刑事诉讼中的效益原理--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比较分析

效益原理不仅要求刑事程序的运作过程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而且要求其结果必须体现合目的性。世界各国刑事审前程序主要通过司法权的合理放纵、诉讼成本的有效节俭、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方式来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我国刑事审前程序的制度设计在充分实现效益最大化方面存在不少缺憾,应当着眼于通过观念变革、机构整合及模式重构来完善我国的刑事审前程序。     

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理念之法理分析——以我国法制历史发展变化为视角

从“罪犯也是公民”的第一腔到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我国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历经三十年的路程,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无罪推定原则、罪行法定原则的确定,死刑适用上的限制等措施都彰显了我国在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同时我国的刑事司法人权保障还存在众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了解我国的实际,另一方面要理清思路,提出的措施做到既合乎逻辑又切合实际。从理清思路的角度,就是要树立人权观念与程序正义观念,认清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     

衍生与发展:"辩诉协商" 在德国——一种"演进式"制度进路

作为一种简易化程序,辩诉协商源自于美国,但在德国却有其自有的衍生理路。面对案件负担与司法讼累,德国刑事程序并未直接移植辩诉协商制度,而是先行构建出与职权主义诉讼传统相契合的简易审判、刑事处罚令以及暂缓起诉等简易化程序,遵循一种"演进式"的制度进路,在固有的制度框架中通过强调内在资源的能动作用而衍生出辩诉协商制度。"演进式"制度进路注重制度语境和制度传统,主张程序改良的策略,是一种实践理性,强调社会和制度需求,在制度转型的结果上强调本国特色。在我国当前司法制度改革中移植话语较为盛行的情况下,"演进式"制度进路的功效具有补充和启发意义。     

论我国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

司法救济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后屏障.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是股东在其权利遭受侵害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手段,即股东的诉讼提起权,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在我国确立和完善股东诉讼制度,对于弥补我国现行公司法之不足,切实保护股东利益有着重要作用.     

论协商性司法的事实基础

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协商性司法对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出了挑战.协商性司法中意思事实替代证据事实成为司法裁判的小前提,这冲击了包括证据裁判、直接言辞、无罪推定在内的一系列刑事证据原则及制度.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各自刑事诉讼构造的区别,其在协商性司法中探究案件事实的路径也不尽相同.我国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以认罪案件为基础的多元协商性刑事司法程序.我国法官、检察官的客观真实责任保障了对案件事实的探究,但不能凸显被告人在协商性司法的主体性.     

论当事人程序自主权与法官诉讼指挥权的衡平——以民事司法为对象的考察

民事司法解决的是私权争议,因而在程序正义的现代司法理念中,当事人程序自主成为其核心要素。程序自主既指当事人启动、参与程序的自主,也包括自主参与程序的有效。程序自主的正价值主要表现为:彰显司法民主、通向实体正义、技术化解社会矛盾。但程序自主也有其自身局限,程序自主可能会导致诉讼效率低下、当事人实质不平等、诉讼隔阂及程序不安定等问题。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衰落,世界民事司法正在从过分尊重当事人程序自主向适当强化法官的诉讼指挥权转变。对比分析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改革,一方面,受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程序自主在我国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职权色彩依然浓厚;另一方面,在改革的潮流中,也存在放任程序自主、疏于诉讼指挥的现象。因此,衡平程序自主权与诉讼指挥权之间的关系,是我国修改民事诉讼法应当贯穿的基本理念。     

侦查程序中构建司法审查机制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司法审查机制在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已得到普遍确立。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下,构建针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尚有很多现实的障碍性因素需要克服:法治基础上和谐观念的欠缺、司法中立的不够、检察职能的错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失、侦查程序诉讼化动力的不足等。认识并分析这些主要的相关因素,在实践中认真地加以克服,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新世纪法国刑事预审制度改革探析——基于成本-收益的法经济学分析

刑事预审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是连接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的桥梁和纽带.由于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及诉讼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更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虽然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预审制度与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预审制度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功能上都有较大差距,但并不妨碍我们在将来的刑事预审制度改革中吸收和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相关制度的合理之处.因此,文章通过法经济学“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从司法成本和司法收益等方面对新世纪法国刑事预审制度改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和论证,意在吸收和借鉴法国刑事预审制度相关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预审制度提出建议和意见.     

博弈论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重追求决定了刑事司法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此过程包含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利益均衡。法律适用的博弈分析在虑及诉讼各方收益和支付的基础上,确定诉讼各方的最优策略组合,目标在于实现刑事司法的最佳效果。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解读与完善展望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适当扩大了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部分公诉案件被纳入和解程序。这对于规范司法实践,保证案件处理效果,促进社会矛盾化解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无论是从新法对刑事和解理念的重视程度以及刑事和解可以适用的案件范围来看,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与司法实践中已广泛开展的刑事和解活动还有一定差距。在对新法刑事和解三条规定解读的基础上,在准确把握刑事和解制度的主旨前提下,分析了新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之不足并展望完善之策。     

构建刑事见证人制度探讨

刑事见证人能对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体现程序正义，同时也能促进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现，进一步保障实体公正。在借鉴国内外有关刑事见证人制度的基础上，评析我国刑事见证人的现状，明确刑事见证人的法律地位、完善刑事见证人资格制度、建立专职刑事见证人制度和强制见证制度等，以改变刑事见证人作用不充分，从而构建一个合理的刑事见证人制度。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浅析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在司法审判中,一直以来中国往往注重实体权利的实现,强调个别正义。即使是一向注重法治的西方国家,传统关注的也是实体正义。不过这种局面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更多的人们认识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程序正义不仅有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也是法治进程的推动力。程序正义成了西方国家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在中国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