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投资、信任与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

基于控制权收益交互作用视角,研究创业投资模式下的异质性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问题,分析控制权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综合影响下投资家投资专用性和合作双方信任度对创业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治理的作用机理,以193家不同产业类型创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专用性、信任及其交互作用对异质性创业企业两类控制权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企业的控制权收益类型和大小存在差异,导致投资专用性和信任对不同产业类型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的影响存在差异;创业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较大、创业投资家的战略收益较小时,创业投资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与其投入资本的专用性、合作双方间的信任度呈非线性倒U形关系;创业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较小、创业投资家的战略收益较大时,创业投资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与其投入资本的专用性、合作双方间的信任度呈非线性U形关系;投资专用性与合作双方信任度的交互项与创业投资家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负相关,在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样本中交互效应尤为显著。     

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控制权配置实证研究

控制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由控制权配置带来的控制权收益是激励投资家物质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手段。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从控制权收益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的控制权配置问题。分析创业企业中公司创业投资者与企业家的控制权收益构成和类型以及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特征,厘清公司创业投资者与企业家各自私人收益、货币收益与其拥有的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控制权共享收益来源,构建基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的控制权共享收益函数,分析控制权私人收益和战略收益、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以及控制权收益与人力资本交互作用对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配置的作用机理。以公司创业投资支持的110家不同行业上市企业3年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控制权收益、企业家人力资本及其交互项对中国经济背景下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两类控制权配置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创业投资者拥有的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正相关,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负相关,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公司创业投资者获得创业企业特定控制权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公司创业投资者控制权战略性私人收益对其自身获得创业企业特定控制权比例具有负向影响;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正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公司创业投资者战略性私人收益负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由于不同产业类型的创业企业会给公司创业投资者和企业家带来不同的控制权收益,进而导致双方对控制权的关注程度和类型发生变化。同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公司创业投资者和企业家对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关注的重点也不相同。因此,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创业企业进行控制权分类治理。 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的控制权治理、提升控制权激励效果进而促进被投资创业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双边道德风险与风险投资企业可转换债券设计

个人有限理性和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得风险投资家(VC)与风险企业家(EN)面临双边道德风险,论文将风险投资项目划分为创业初期和开拓产品市场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特征进行了刻画.通过引入VC与EN相对努力成本效率系数,讨论了在满足VC和EN效用函数及设定的约束条件下,控制权在VC和EN间相机转移情况下可转换债券是否以...     

考虑声誉效应的风险投资控制权激励机制

声誉与控制权都是风险投资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因素,但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还缺乏深入研究.为此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别从股权、债权、可转换优先股三个方面,研究声誉效应对风险投资控制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分析表明,在考虑声誉的控制权激励机制下,风险企业家有建立高信誉的动机,其努力程度的提高幅度与能力贡献系数、努力贡献系数、折现率以及能力预期的方差正相关,与外界噪音的方差负相关;若风险企业家声誉提高,风险投资家可能会追加股权投资、增加债务投资,或通过降低可转换优先股转换比例等方式给予风险企业家更多的控制权,否则就可能削弱风险企业家的控制权.     

考虑风险企业家有公平偏好的风险投资激励机制——基于显性努力和隐性努力的视角

将风险企业家的努力分为显性努力和隐性努力,基于不同努力类型建立了完全理性下的风险投资委托代理模型,在此基础上,将行为经济学的公平偏好植入到风险投资激励模型中,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建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风险企业家具有显性努力时,公平偏好系数对激励系数、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和风险投资家的努力水平都没有影响;如果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是隐性努力,风险投资家需要给予风险企业家下项目收益分享(激励系数大于0),并且如果风险企业家具有公平偏好心理,那么风险投资家支付的项目收益分享比例要大于完全理性下的项目收益分享比例,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都会降低努力水平,但风险企业家获得的实际利润是最多的.同时,风险企业家的公平偏好嫉妒系数越大,获得的实际利润也越大,但风险投资家的实际利润与公平偏好嫉妒系数负相关.最后,利用仿真模拟对理论结果进一步分析和检验.     

基于风险资本控制权实施的融资工具选择研究

风险投资中存在风险投资家现金索取权和对项目的控制权分别规定并普遍使用可转换优先股的特殊现象.在不完全合同的框架下,对比了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以及可转换优先股融资下,风险投资家对项目控制权实施的效率.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债权融资下风险投资家事后会过度控制项目;股权融资下风险投资家对项目控制不足;而可转换优先股则使得风险投资家事后实施社会有效的控制强度.这表明在风险投资中,可转换优先股分配的现金索取权是风险投资家事前取得控制权的有效实施机制.     

基于金融契约的控制权配置对公司内部治理影响的研究

以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问题为导向,从金融契约视角,探讨了通过控制权的动态配置来激励企业家时相关因素对财务结构的影响.引入了受控制权影响的干预成本、风险等变量,分析了债务比率与股东控制权、流动性风险、道德风险和投资者风险偏好以及边际干预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求得较为理想的财务结构.研究得出当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冲击、道德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规避系数增加时,企业的债务比率应该减少.由于干预成本对股东的边际效应影响了股东控制权的大小,从而改变了不同项目风险下控制权的分配,因此认为适度的债务水平是实现对企业家刚性约束的必要条件.     

双边激励与风险企业的股权结构配置

风险投资家为风险企业提供金融资本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增殖服务,获得风险资本的风险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共同倾注努力的结果。然而,由于风险企业特殊的信息结构特征,导致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双边激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道德风险问题,而股权结构的安排有助于激励两者为风险企业倾注努力。本文将建立风险企业股权结构与双边激励问题的关系模型,从解决激励风险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为风险企业作出努力的双边激励问题出发,确定最优的风险企业股权结构。     

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风险项目投资水平分析

在风险项目以债权-股权相结合的融资工具的假定上,引入融资合约中常用的"激励因子",分别建立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支付函数,从而构建了斯坦克尔伯格(Stackelberg)博弈模型;然后用逆向归纳法分析Stackelberg模型,讨论了作为领导者的企业家的自有资本和"激励因子"对作为跟随者的风险投资家的总投资水平及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家的均衡投资决策,进而给出了企业家为激励风险投资家而需提供自有资本水平的必要条件,从而解决了企业家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问题.通过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家的总投资水平由债权"激励因子"和其边际投资机会成本决定,而股权投资水平由其绝对风险厌恶因子、主观收益率的参数以及"激励因子"决定.尽管假定风险投资家较企业家风险厌恶,但是后者可以通过激励前者,使前者对于风险项目前景较后者乐观.     

地方保护主义、股权转让方式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基于大宗股权协议转让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股改之前七年内引发控制权变更的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事件为样本,区分本地并购与异地并购、相关并购与多元化并购,对实际控制人通过转让控制权攫取私有收益的程度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实际控制人,以及普遍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非政府实际控制人将控制权转让给异地、异行企业时获得的转让溢价更高;支付较高控制权转让溢价的并购方实施内幕交易的程度更严重,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更多。     

“高新技术——创业资本系统”发展过程的效益分析——毁损解策略情形

从毁损解策略出发,对双边道德风险情形下的高新技术-创业资本系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具体地,分最大化企业家或创业资本家的期望绝对效益两种情况,严格证明了均衡契约;研究了均衡契约和系统组元的努力关于资本注入额度的单调关系;利用数值分析方法,描述了系统的整体期望效益(包括绝对效益和相对效益)关于资本注入额度的单调关系,并与其在整体解策略下的实现进行比较。     

过度自信与公平对风险投资契约与绩效的影响研究

从行为金融的视角,研究了在单边道德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家的过度自信与公平感受对自利的风险投资家的风险投资契约设计与绩效的影响,即在单边委托-代理模型中,随着企业家过度自信水平的增加,不论企业家是自利型还是不平等厌恶型,风险投资家提供给企业家的最优股权比例都在减少。同时,随着企业家过度自信水平的增加,其付出的努力水平也在增加。在企业家群体中同时存在上述2种类型的企业家时,无论企业家是自利型还是不平等厌恶型,福利水平都将随着企业家过度自信水平的增加而增大。     

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风险投资家激励契约模型

针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风险投资者角度出发,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了风险投资家激励契约模型。与传统的激励契约模型相比,该模型考虑了风险投资家对风险投资基金注入一定比例的个人资本金而持有股份,并引入了风险投资者可观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增加了风险投资家的激励强度,提高了风险投资者的期望收入,还有助于风险投资者选择高能力的风险投资家和激励其在签约后努力工作。这些结果有益于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为风险投资者建立合理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风险投资中的证券设计:转换权与清算权

本文在不完全合约的背景下,研究了风险投资中的证券设计问题,风险投资家持有可转换债券,而创业者持有普通股。本文考察了两种定约情形,第一种是创业者向风险投资家提供合约,合约双方存在一个再谈判博弈;第二种是风险投资家向创业者提供合约,存在一个双方前后相继行动的动态博弈。本文分析了这两个博弈,设计了能够诱导合约双方最优努力的可转换债券,刻画了风险投资家如何监控项目、配置权利与放弃低值项目的风险投资合约特点。     

财富、不对称信息与企业中控制权的分配

本文通过构建信号传递模型,研究了企业家财富、不对称信息和企业中权力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企业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向投资者传递其私有信息,一是向企业中投入一定的自有资本,二是将部分控制权让渡给投资者.这两种信号传递工具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但对于优质企业家而言具有不同的成本.在分离均衡条件下,企业家向企业中投入自有财富所产生的分离成本,要小于将控制权让渡给投资者所带来的分离成本,所以企业家更偏好于选择向企业中投入自有财富来传递私有信息.本研究对企业中控制权的"相机转移"现象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创新水平差异对融资方式选择影响——基于风险资本与银行债务资本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模型分析了在存在双重道德风险的情况下,项目的创新水平对企业家选择融资方式的影响,研究认为在较低的创新水平下企业家将会选择银行债务融资;较高的创新水平企业家将会选择风险资本融资。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创新水平对风险资本融资融资契约中风险资本家股权份额分配的影响,研究认为创新水平的增加将会引起风险资本家股权份额的增加。     

基于风险项目价值的风险投资最优中止时机研究

中止决策能力是影响风险投资公司长期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然而现有中止决策方法忽视了风险项目发展过程中信息对项目价值的影响,从而影响了中止决策时机。针对该问题,本文首先从贝叶斯后验估计的角度提出了风险投资家后验概率的信号学习过程;然后运用动态规划方法,在确定对风险项目最优投资水平的基础上,给出了基于风险项目价值的最优中止时机模型;最后对最优中止时机模型进行了算例分析。本文提出的最优中止模型考虑了风险项目发展过程中新信息释放对中止时机的影响,解决了分阶段投资情形下的最优中止决策问题,为风险投资家及时做出中止决策提供决策依据。同时,该模型还可用来分析风险投资家对风险项目的最优投资水平问题,为其做出最优决策提供参考。此外,模型的分析也为风险项目创始人通常发生的逆向选择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高新技术—创业资本系统的创生过程分析——毁损解策略情形

从系统论角度研究高新技术产业与创业资本产业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从微观视角来看,可以把由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企业家)、创业资本家和创业资本组成的系统称为高新技术—创业资本系统。而创生是高新技术—创业资本(HTVC)系统演化的始点,实际上就是企业家与创业资本家互相寻找的过程。在模型假设条件下,尽管企业家采取对抗解策略,但是若至少存在一创业资本家采取毁损解策略,那么HTVC系统肯定不能创生。     

基于信号传递过程中学习效应的联合创业投资决策

由于创业投资项目的产出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单个创业投资公司受自身资源的制约很难对项目做出准确的评估,通常需要联合其他创业投资公司进行联合投资。文章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引入创业投资家的风险规避成本、努力成本和战略收益,建立联合创业投资决策的三阶段模型,应用信号传递中的学习效应分析了创业投资中的联合投资决策过程。主导型创业投资公司通过接收跟随型创业投资公司对投资项目的评估信号,利用贝叶斯法则修正先验概率,然后再重新调整对项目的评估,通过联合投资伙伴间信号传递的学习效应寻找联合创业投资的合作区间,进而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