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民生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财政分权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般均衡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与民生福祉之间呈“倒U型”关系。以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病态指数循环分析法和熵权法构建民生福祉综合指数,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倒U型”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够强化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改善作用。在确定财政分权水平时,应合理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效配置公共资源,实现财政分权效益最大化,从而增进民生福祉。     

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深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格局。基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的视角,运用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方向、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2）空间集聚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规模,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3）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的“拥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且“拥挤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多重异质下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

为探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机理与传导路径,以中国95座地级资源型城市2007—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B-K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选取“空间区位+资源依赖度+发展阶段”三重异质性进行分析,探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传导机制的异质特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呈“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外商投资、人力资本积累4条路径间接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空间差异对其影响较大。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分析

以中国30个省市区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数,考察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互联网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由东到西逐渐递减的空间格局;（2）各省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空间视角下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关联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大于空间邻接地区;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正效应,中部地区呈倒“U”型趋势,西部地区暂不明显;（3）从创新主体来看,高等院校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大于企业和科研机构。因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既要着力提升全国网络信息化整体水平,也要因地制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越界水污染“稳健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EBA模型

采用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在GIS技术支持下构建纳入空间因素的面板数据EBA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工业水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进而研究工业水污染的"稳健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省工业水污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各省工业水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EKC曲线倒"U"型关系;工业化水平、出口贸易、财政分权与工业水污染呈正向"稳健性"关系;自主研发知识存量、有效征收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水污染呈负向"稳健性"关系;文章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行业就业的影响研究

文章将污染要素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引入行业的特征参数从三个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其行业差异.基于2006-2012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同产业下1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行业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存在行业差异,呈现出“U型”“倒U型”和“不相关”三种情况.从行业间的就业分布变化看,第一产业行业与第二产业行业分别为“倒U型”和“U型”,表现出“反向联动效应”.第二产业行业和部分第三产业行业同为“U型”,表现出“同向联动效应”,存在环境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最后,文章为取得环境改善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结构变动对收入差距动态影响的经验研究

推进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仅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客观要求,也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的迫切需要。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支撑我国工业化的生产要素条件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寻求以往制造业发展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国制造业升级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供经验借鉴:从全国看,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与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制造业结构变化超过了临界值,具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分省区看,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经验估计表明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与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也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在部分地区制造业结构变动对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具有扩大效应,但是这种扩大效应正在衰减。     

环境分权如何影响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基于城市异质性分析

环境管理事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方式如何影响碳排放强度格局？基于2005—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环境分权对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环境分权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倒U形”特征；（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环境分权通过阻碍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从而推高了碳排放强度；（3）环境分权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环境管理事权下放，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均有明显的促增效应，但在西部城市的作用效果最强；环境分权显著提高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但在特大城市的作用不明显；环境分权使得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升高，但此影响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不显著。据此，为实现环境分权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尽快完善中央—地方多级政府的联合管理策略，推动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环境事权划分。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数字赋能“有效论”: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向效应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然而,数字赋能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企业广泛分布于倒“U”型曲线最高点的左侧;管控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媒体报道较多的企业中。这说明,“技术驱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过度数字化会诱使企业陷入“技术鸿沟”,不利于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推进。因此,重污染企业应找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政府可以利用补贴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数字赋能绿色创新。     

城镇化加重环境污染了吗?——基于中国256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9～2018年我国256个地级城市的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进程给环境质量带来的影响，并利用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及空间异质性特征；城镇化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显著的正“U”型关系；城市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不同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对环境污染呈现差异性特征，其中东部地区表现出倒“U”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正“U”型关系，南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作用效果明显强于北部地区；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而呈现阶段性变化。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如何对职业经理人进行有效激励是家族企业研究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职业经理人薪酬与公司绩效成倒“U”型关系,工资太低会削弱职业经理人的工作积极性,而偏高的薪酬水平可能存在边际递减效应,也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职业经理人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与非制造业相比,制造业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更加显著;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薪酬与企业业绩关系更强。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空间聚集条件下城市TFP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中国26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在空间聚集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与城市规模及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在考虑空间权重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与城市规模由倒“U”型曲线变为“U”型曲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与城市规模对数的间接效应成“U”型曲线,直接效应和总效应成倒“U”型曲线;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指数、第三产业占总的就业比重、财政收入、科学支出的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正;人口密度、房价收入比指标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负;教育支出、城市化水平、万人图书馆藏量、工资收入、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都为负。〖BP(〗〖BP)〗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