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重庆市工业企业为例

在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重庆市企业研发投入效率的基础上,基于多维视角进一步考察研发效率、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企业研发效率的下降主要受到技术变化率的影响;企业研发人力投入强度、资金投入规模均对重庆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在重庆企业研发投入结构中,企业资金、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及试验发展对当期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重庆企业研发效率对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研发投入规模与企业绩效、企业资金与企业绩效、吸收经费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均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对试验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重庆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效应.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

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号传递及资金获取的角度探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政府资助资金越多,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大;融资约束在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政府研发资助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与外部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知识基础和行业竞争性均在高科技行业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非高科技行业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政府补贴一直是政府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新能源企业是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治理的关键主体。为了驱动新能源企业的创新发展,政府通过一定的创新补贴予以刺激,而政府创新补贴发挥效用如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企业所处创新环境,以我国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从创新投入和双元创新两方面探究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创新补贴对我国新能源企业的创新驱动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相对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效果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强化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激励作用,非技术型新能源企业对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更为敏感,创新环境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投入和国有企业双元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相较探索式创新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利用式创新的激励更为显著,创新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敏感。     

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基于营商环境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财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路径，探讨营商环境在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营商环境能够调节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分地区看，营商环境对东部地区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的调节力度要强于中、西部地区；分产权性质看，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的调节力度要强于国有企业。     

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研究

政府补贴作为产业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往往被用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迄今为止，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仍未达成共识。基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载体——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文章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于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补贴总体上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第二，政府补贴对于小规模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第三，政府补贴对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可能来自于提高科技经费投入、加大科技人才引进力度以及吸收外部先进创新技术这三方面作用机制。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化进程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地方政府干预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研发投资绩效的提升。     

消费升级与政府支持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证分析

为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对象。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业145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消费升级与政府支持及其交互项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消费升级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效率,且在研发效率提升过程中具备增强的滞后期影响。第二,在政府支持方面,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加计扣除均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效率,且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促进效应优于政府补贴。第三,消费升级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效率的交互效应不显著,但与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交互效应显著为负。上述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技术创新层面的市场激励和政策激励效果,为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理论指导。     

政府补贴对上市公司外部融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义倾向得分法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3—2011年获得政府补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广义倾向得分法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与补贴强度密切相关。补贴强度与债务融资、权益融资之间均呈现"倒U"型关系。与未获补贴相比,一定强度内的政府补贴会显著增加补贴企业的债务融资额和权益融资额。针对子样本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前述"倒U"型关系在各子样本上都稳定,但政府补贴对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盈利企业中更加显著。     

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研发的传导效应研究

各级政府投入千亿资金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的消费补贴,培育了消费市场,但是否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进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的汽车供应链238家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整车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传导和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设定技术门槛的消费补贴能够推动新能源供应链的技术创新行为,专利增长率和研发投入未跟随技术创新难度增大而呈现规律性波动,消费补贴促进了上游供应链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出,在补贴退坡之后,企业的研发强度依然能够保持。研究表明,为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府需要继续重视新兴产业的消费补贴,利用资金传导传递市场预期的积极信息,激励企业技术研发行为; 当产业发展趋向稳定,政府的消费补贴可以逐渐退坡,通过非货币补贴政策、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继续传递政策支持信号,激励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研发资本流动、机器设备投资与创新集聚效应：四大经济区的对比检验

从创新集聚数量和质量两个视角,利用中国2004—2017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发资本流动的区域创新集聚效应,对比四大区域创新集聚效应的差异;检验在研发资本流动的创新集聚效应中,机器设备投资的载体作用以及与物化型技术进步的关系;并从不同创新主体视角,考察研发资本流动创新集聚效应的异质性以及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 1)研发资本流动的创新集聚效应明显,但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机器设备投资的载体作用在全国层面、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均成立. (2)在东部地区,研发资本流动有助于提升区域创新集聚质量,流入的研发资本可用于新机器设备投资或设备更新改造,这种与设备相融合的物化型技术进步,提升了东部地区的创新集聚质量. (3)从创新主体上看,相比于工业企业和高等学校,研发资本流动主要惠及研究与开发机构,其创新集聚效应明显,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在全国、东部以及东北地区,都未能对研发资本流动的创新集聚效应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补贴与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来自山东省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立足山东省上市公司,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并考察该影响在不同异质性特征企业中的表现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在促进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方面具有显著的实施效果,政府补贴显著正向影响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且该影响在所处行业竞争弱、国有产权与多元化程度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但不受规模异质性特征影响。研究同时为山东省地方政府补贴政策细化与优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财政补贴、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选取中国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与城市层面匹配的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得出财政创新补贴显著驱动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手工整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得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弱化了该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实质性创新不具有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负向调节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差异和所在地区差异而具有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量在财政创新补贴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不具有显著作用。鉴于此，应改善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微观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在总量上加大财政创新补贴力度，重视研发创新人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合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补贴对新兴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对新兴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间接补贴的激励效应更强;同时,政府补贴方式受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的影响其激励作用亦存在差异。因此,应从政府层面建立全面有效的政府补贴机制和多元化的政府补贴方式,从企业层面强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资金监管。     

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上市企业R&D产出的影响——基于调节中介效应实证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高科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尤其在创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研发和产能升级迫在眉睫。基于2016—2021年我国673家A股上市高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企业R&D支出为中介变量、企业规模和企业吸收能力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R&D产出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研发支出在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R&D产出过程起部分中介作用;(2)企业规模在上市企业R&D支出与产出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研发支出对大企业R&D产出的提升效果优于小企业,且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3)企业吸收能力在上市企业研发支出与产出间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债务融资能够在研发活动中发挥治理作用吗?

以2009-2012年创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企业研发活动产出,通过研究债务融资对研发产出和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关系的影响,探讨了债务融资在研发活动中发挥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1)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强度越大,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数越多;(2)企业总体债务融资水平对发明专利授权数和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相比长期负债,短期债务融资产生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支持了债务缓解代理问题这一理论,还进一步揭示出短期债务能够更加有效缓解代理问题。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视角下的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来自江西省工业园区企业的调查数据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别以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成立年限为调节变量,探究智力资本构成要素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路径的差异情况。研究表明:(1)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当以企业产权性质为调节变量时,在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路径中,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且国有企业尚未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驱动作用。结构资本路径中,非国有企业的创新驱动作用小于国有企业;(3)当以企业成立年限为调节变量时,人力资本只在企业发展较成熟阶段才对创新绩效发挥显著驱动作用。结构资本仅在企业初创期对创新绩效有显著作用,而关系资本开始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是在企业初创期之后。     

并购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资本市场2011—2018年2 937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将企业成长性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拓展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差异。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并购商誉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公司的并购商誉越多,其对应的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成长性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区分产权性质的情形下,国有企业中并购商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比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智慧城市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即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才能促进企业绩效,而过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在企业规模约束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U形”非线性影响,说明只有当企业规模跨越一定门槛时,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在资本结构和资本密度门槛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别具有显著的“倒N形”型和“N形”非线性特征,且均存在最优水平区间;（4）新常态下,有效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积极影响的重要抓手在于,兼顾研发投入能力和管理能力并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保持适中的资本结构和较高的资本密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