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 ,由于内因 (制度安排 )与外因 (环境变迁 )的交相作用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私有化”趋势。在“私有化”趋势下 ,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 ,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面对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攻势 ,总统及其下属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然而 ,由于自身职能的特点和局限性 ,冷战后国会在外交上的能动性既不意味着国会在外交上的优势地位 ,也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尽管如此 ,在外交决策过程的“私有化”趋势作用下 ,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冷战后欧盟多边外交战略的特征分析

冷战时期,西欧在两极格局下承担地区性任务,其对外战略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欧盟综合实力不断上升,它开始从地区性力量向全球性力量过渡.根据力量对比变化,欧盟实施了以多边主义为理念的多边外交战略.其目的是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自主欧洲.因此,冷战后欧盟多边外交战略具有重视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机制建设、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相互促进、决策过程中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互动、以经济外交为先导、积极促进西方民主化、以周边地区为外交重点、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外交关系等一系列特征.     

多边主义危机乎--论美国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对外政策上却不断表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从美国的世界政治理念,多边主义的机能不良,多边主义制度的变迁对现行世界秩序中的多边主义、单边主义进行分析,认为尽管现在世界上单边主义大量存在,但多边主义依然是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     

冷战后欧盟多边外交战略的特征分析

冷战时期，西欧在两极格局下承担地区性任务，其对外战略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欧盟综合实力不断上升，它开始从地区性力量向全球性力量过渡。根据力量对比变化，欧盟实施了以多边主义为理念的多边外交战略。其目的是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自主欧洲。因此，冷战后欧盟多边外交战略具有重视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机制建设、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相互促进、决策过程中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互动、以经济外交为先导、积极促进西方民主化、以周边地区为外交重点、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外交关系等一系列特征。     

美国共和党的对外政策观

美国《外交》杂志2000年第1～2月号上刊登了塞立克(R.B.Zoellick)的文章:《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对过去10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加以反思,为未来的外交战略规划蓝图。 文章称:冷战结束后,布什政府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对外政策,使美国得以适应后冷战时代的诸多挑战,其主要成就有二:一是极大地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得到很大发展。二是利用自己在冷战后的有利地位,有效地促进了国际和平事业。然而不     

信任、威胁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四种联盟类型

小多边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推进印太安全合作的重要路径。回顾美国安全合作史,美国构建了制度联盟、条约联盟、意愿联盟等性质各异、类型多样的联盟形态,多边主义、小多边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美国安全合作的四种主要路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选择不同的安全合作路径？本文在既有安全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信任”与“威胁”两个变量并在两个变量的互动中构建类型学分析框架以解释美国对不同安全合作路径的选择。本文认为内部成员国信任水平的高低与对外部共同威胁认知的强弱是导致美国选择不同安全合作路径的一般性原因。具体而言,信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安全合作行为体数量的多少,即信任水平的高低与安全合作行为体数量成正比;威胁认知的强弱决定了合作机制的制度化程度,即威胁认知强弱与安全合作机制的制度化水平成正比。     

一种新的国际经济政策

在美国总统的所有行政举措中,国际经济政策的主要驱动因素一向是促进国内经济繁荣和保护美国的国际安全利益。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制定政策通过在多边关系中发展贸易机会来促进美国冷战同盟国的经济力量时,安全利益占了绝对优势。美国市场的规模对这一政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美国对冷战时态度暧昧的贫困国家的援助计划中,国际安全利益也是基石。的确,在与共产主义斗争最激烈的阶段,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话说,就是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只是政治以其他形式的继续。”不过,与共产主义冲突的结束改变了上述两种驱动因素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的相对重要性。     

杰克逊主义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美国历史上的杰克逊主义深深植根于平民主义价值观、本土主义身份观和国家主义荣誉观之中。受这些政治理念的影响,在一定的时期内,美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表现出悲观的现实主义、新孤立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标志着杰克逊主义又重新回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都继承了杰克逊主义的政治理念,它打破了二战后两党主流外交政策的共识,这将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公共外交政策

公共外交是冷战时期美国赖以"击败"苏联的重要外交工具,一直得到美国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和支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公共外交政策被严重忽视,美国新闻署被撤并,公共外交活动和经费大幅减少。克林顿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失误要归因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国内经济问题的过度关注,新孤立主义思潮的产生,以及决策层未能因应新形势发展及时确定美国公共外交的新方向与目标。克林顿政府弱化公共外交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维护和塑造正面形象的能力,解释美国政策的话语能力,以及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要为"9·11"事件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     

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举措被描述为"退群""针对多边主义的逆流而动"。拜登执政之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行,而且积极推进所谓的"民主同盟"和"价值观同盟"。美国的表现并不能笼统地概括成"逆全球化",而更宜理解为边缘化现有多边主义机制,转向积极推进多个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依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再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小多边主义"安排。美式小多边主义的动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内在症结及其对美国产生的贸易劣势;美式小多边主义具有迅速、灵活、俱乐部形态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主要特征;美式小多边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把握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权,人为消除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围堵中国。拜登政府执政并没有办法改变包括WTO机制低效笨拙等在内的多边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小多边策略实现遏制中国的首要战略目的仍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朋友还是仇敌?

美国近来对华政策的历程可以说也就是其外交政策的历程。在漫长的冷战年代,所有美国的外交政策都受到苏联威胁这面棱镜的扭曲,对华政策自然也不例外。从1972年尼克松打开美中关系大门     

美国总统的行政协定权——兼论美国国会在外交协议中的作用

从美国宪法中的“缔约权条款”与现实的背离,可以考察美国总统的行政协定权的起源、发展,行政协定权的规律以及国际、国内效力,从而显现出国会在美国缔结外交协议过程中真实的地位与作用,这应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试探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重心由大陆向岛国的转移(1947-1950)

战后的美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强大的经济体,然而,二战摧残下的世界绝大多数地区都处于一片萧条之中,为保持美国经济的继续繁荣和减轻美国纳税人的负担,美国在全球推行经济多边主义,同时,又恰逢冷战的国际背景。腐败无能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亚洲大陆的垮台,自然使得美国不得不抛弃中国而在对亚洲战略的重心方面另选盟友。而日本在世界贸易的恢复,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复苏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冷战中尤其在亚太地区冷战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美国不得不在亚洲扶植一个重要的太平洋盟友,将对亚太经济政策的重心由中国转向日本。     

简析多边主义与战后初期美国对德政策的制订

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对德政策经历了由分割、肢解德国到分区占领政策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国务院所坚持的多边主义外交思想经过与总统、陆军部、财政部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并对美国对德政策的制订产生重要影响.     

战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中少数族裔利益集团的影响

一些学者把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称为"多元文化外交政策",意在表明随着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力量的上升,形成各种利益集团,少数族裔在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了在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内少数族裔利益集团所发挥的影响。     

选择性退出、多边间竞争与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

特朗普改变前任对国际制度的承诺和支持,在国际政治中执行了一种反制度化的国际战略。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由指导原则、主要目标和执行措施构成,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制度化战略以选择性退出主义和竞争性多边主义为基本原则,通过国际制度内的抗议、退约、机制转移及新建国际制度等多重措施,试图把国际制度作为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的工具。反制度化国际战略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特殊性相结合的特征,反映了美国的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美国自认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牺牲品,力图改变现行国际制度体系;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恐慌和美国的地位焦虑,加速了美国终结其接触与融入的国际制度战略;而特朗普本人对国际制度持质疑态度,执意实施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特朗普反制度化战略引发多边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了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体系。不过,这一战略无法阻止多边主义和多边制度的发展演进。反制度化战略能否成功实现,取决于目标、能力与执行的匹配度及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从伊拉克安全形势看新保守主义的局限性

以“军事优先、普世民主、单极霸权”为基本内核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布什外交政策中发挥着谋篇布局的重要作用。以这一理念为基础,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然而,伊拉克战后安全形势表明,新保守主义并没有达到其预期之构想。在当前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和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美国新保守主义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和战略优势,推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进攻性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为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提供全面可靠的理论指南。     

里根政府“低烈度战争”埋论探析

低烈度战争理论是里根政府面对美苏争霸的新格局而提出的外交政策理论,它是里根主义的核心内容。该理论认为虽然美国仍面临着大规模的核战及常规战争的威胁,但是一系列的低烈度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因而美国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这种威胁。这一理论成为里根政府外交政策尤其是第三世界政策的重要依据。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若干思考

对中国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是如何避免被美国锁定为战略对手,实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关键性外部条件.特朗普上台执政和中美贸易战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开始,中国的核心目标转为避免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和新冷战.当前,拜登政府在全面调整美国内外政策,致力于重塑美国领导地位、重回多边主义传统、重...     

克林顿的亚洲政策

由于批评家们指责其未能形成一种冷战后时代的有远见的外交政策,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小组已开始对这种挑战作出反应。克林顿小组一直在传播几个大的主题。首先,美国利益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中,美国必须利用其来造福美国人民。为了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搞好自己内部的经济,使贸易成为美国安全的一个核心要素,促进主要工业化国家间经济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