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

费孝通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在他的早期著作《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归纳为“差序格局”，并与西方社会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这一理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图进一步分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在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差异，讨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基础，结合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来分析传统中国的观念在今天是否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与行为。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必须对中国的思想传统进行深刻地剖析和反思。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很值得国人重读和思考。     

传统文化及中医中主体内向性思维的现代思考

传统文化中主体内向性思维是指人在与客体的交融共存中认识和把握世界,是“天人合一”观的一种体现,与西方摒弃主观才能接近和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思维有着质的区别。中医学中也有主体内向性思维的体现和折射,但浸淫在现代观念中的我们更多的是将主体内向性思维简单自贬为唯心主义的范畴。对传统的主体内向性思维,我们有着某种程度的自我理解的困境。当下,我们只有贴近地进行自我质询,才能更好地发挥主体内向性思维而恰当地继承与发扬传统。     

小议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以文学、影视方面为例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国度，有着绚烂的文化。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然而，很多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只是西方宣扬本国文化的垫脚石。为此，我们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力争最大限度地展示出自己独特的精彩之处，以至让世界真正接纳和推崇。     

舆图、图志与我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可以约略概括为从“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历程。在此历程中，除了西方武力入侵这一重要的强制因素外，由中西文化交融所致的文化观念之变异绝不可被忽视。西方文化传播中，世界地理知识的传入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秩序观念，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西方现代性中发现中国历史

在西方现代性视野中,中国形象首先表现的意义是悠久的历史,它在文艺复兴晚期动摇了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确立了人本主义世俗历史的观念。西方文化进入启蒙运动阶段,取向未来、崇尚现代的进步史观逐渐形成,中国历史悠久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从荣耀变成耻辱。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成为西方进步大叙事的“他者”。从中国历史构筑西方现代性,将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文化霸权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物质霸权,有效地协调起来。     

中西传统法律精神之比较

中国和西方在地理位置、经济政策、社会结构以及思想基础等方面风格迥异，由此，在法律文化方面也存在差别。中国古代影响最深的治国方略是人治，而西方的则是法治观念的影响更深远。通过对中西方人治与法治的比较分析，探讨如何更好地完善我国法治建设。     

试析艾芜《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

艾芜在小说集《南行记》中呈现出的多姿多彩的东南亚画卷,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南行记》中,作者不仅将东南亚风光民情的描写与人物个性的刻画恰切地结合在一起,还生动地展现了西方殖民统治下东南亚地区的众生相。并且,作品中的东南亚世界还成为异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场域。对《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认和阐释该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中西服饰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西方在服饰文化观上既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 ,也有着相互影响的方面。研究中西方这种服饰文化观念的异同及相互影响 ,有助于我们对服饰艺术的进一步认识 ,为设计出既具民族特色又具时代特征的服饰提供理论指导     

黄宗羲民本与"治法"思想再研究——基于中西观念的比较

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法治思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民本与人治观念,即便是被后人普遍推崇的黄宗羲,其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民本与人治的范畴.将其视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法治思想事实上是混淆了民本与民主,"治法"与法治的概念.通过中西两种观念的对比,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     

音乐教育的综合性断想

中国当代音乐教育逐步迈向学科综合化,对综合教育观念的正确认识,可以使音乐教育更好的进行综合化实践。音乐可以与其他艺术或非艺术学科综合,这在古代中国和早期西方都有所体现。综合观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和历史渊源,探讨音乐教育中的综合性观念对音乐教育与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古籍丛书在临川文化研究中的作用

临川文化名人著述是；临川地域祖辈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璀灿的珍贵遗产，它不仅显示了临川地方文化的独特内涵，在我国整个历史文化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同时又是我们研究临川古代文化的重要文献。充分检索、利用与深入研究临川文化名人著述，对业已拉开帷幕的临川文化研究，最大限度地开发临川文化资源，深刻领悟乡贤先哲遗产，弘扬临川文化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思想，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临川文化名人著述象我国其它古籍一样，散失、亡佚现象十分严重，但由于丛书的汇集收录，使大量古籍得以保存和流传…     

中西“风景”画的差异

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在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绘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所表现出的差异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与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中西绘画互相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向前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德育教育浅析

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德育地位、内容、实施途径，目的是了解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德育状况，认识西方发达国家德育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从而更新我们的德育观念，丰富德育内容，改善德育实施途径，更好地做好我们的德育工作。     

无形中的有形——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的形式

赛珍珠在1932年2月所作的两场报告中,通过比较中西方小说的异同,试图证明在西方人眼里缺乏形式的中国小说其实具有独特的、和西方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且试图从中国文化里挖掘这种形式的"渊源"。赛珍珠对中国小说形式的讨论反映出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态度,是她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心态的理解和思考,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个严肃的问题进行的思考。尽管赛珍珠的主张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她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有简单化理想化之嫌,但是今天重读赛珍珠的这两篇讲话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文化。     

现代社会的道德分歧与道德合理性论证

在哲学探讨中道德这一范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西方哲学对道德的探讨是伦理学的主要问题,从中国哲学的角度重新分析道德可以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分歧提供一些启示。本文试从中西哲学不同的角度探讨道德,麦金太尔对西方道德观念的考察与对西方道德思想的反思为我们的思想提供了新的观念,集中反映了道德分歧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对道德问题从中国哲学思想的本身出发进行探讨,做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东方和西方两种思想在道德层面的对比。     

中国公关业面临机遇

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西方和中国彼此了解。否则．西方会害怕中国公关的新生力量，中国也认为西方不希望中国在公关行业做得更好     

关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三个“为什么”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格局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西方社会进入到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后现代社会，当代中国也被纳入到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杂音，这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理论重视的社会思想现象。特里·伊格尔顿提出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理论命题，对于我们理性地认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质，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向世界传播中国品牌的美好

5年前，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现正和岛标准创办人刘东华先生曾在一次公开的活动中做过一篇题为《让世界知道我们的美好》的主题演讲。演讲激情洋溢，振聋发聩，时隔5年，记忆犹新。刘东华先生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用三十年的时间走了西方三百年的道路，中国制造、中国产品和服务一直在进步，变得越来越美好。但是，世界对我们的美好了解得还远远不够。要想让世界知道我们的美好，前提是我们一定要真的美好。如果你不美好，人家越了解你，可能就越失望。所以，我们要生产美好的产品，提供美好的服务。这一点如果我们做到了，世界不知道，世界不给我们买单，那么这个美好是难以持续的。如果我们足够美好，足够有价值，就一定要大声地巧妙地说出来，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的美好。     

浅议中西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及其对汉英语言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具有浓厚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而西方文化源于欧洲,源于其地理位置、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这样,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也就具有了开放性和外向性的特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具有很大的差异。了解中西文化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及其对汉英两种语言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宏观上理解语言的特点,微观上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及处理能力。     

知识的制度性转换：20世纪50至60年代中译苏联民族研究著述与中国民族研究

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知识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语境中对苏联民族研究著述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翻译。这项工作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知识生产，也是其时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与民族研究的组成部分。相关翻译作品在为中国民族学制度建设与民族研究提供知识资源的同时，也获得了制度性的知识品格。这一品格的获得既与这些知识自上而下的生产机制高度关联，也和其被运用到中国民族工作的理论、政策及话语体系建设诸领域之中不无关系。正是在此一知识的生产与运用过程里，中译苏联民族研究著述完成了其制度性的转换，并嵌入中国民族学与民族研究的知识体系中。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系统性知识生产也有其开放性，在苏联民族研究知识之外，中国传统的民族学知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工作经验与西方民族学知识也被吸纳到其中。对中译苏联民族学知识的制度性转换过程进行考察，有助于思考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知识生产与制度性语境的关联性及其知识体系中知识、制度与话语等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