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罷”

“罷”（今简化为“罷”）字的形体义为用网捕熊,“罷”一词的本义为“停止”。《说文》对“罷”字的形义分析不确,而“遣有罪也”的训释则为“罷”的引申义用法而非本义所在。     

《素问》"適其脉"解诂

《素问》“其脉”中“”字的训释 ,诸家所说纷纷。运用归纳汇证与因声求义之法 ,认为“”是诊视、察视的意思 ,“”当读作“目是”。     

《左传》读书札记

(一)以、夭宣公十二年传曰:“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杜预注:“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则竭涸也。”孔颖达疏:“水当盈川而以壅,故竭;是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则竭涸也。夭遏是壅塞之义,故云遇夭塞也。”注、疏于“以”字均无解。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曰:“‘以’若读本字,则不必有此字,但云‘盈而竭’足矣。”甚是。章氏谓“以”当借为“台”(yí),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释周公华钟》:“古铭,以多作台,二字义通。”《方言》:“台,失     

释“无已”

《鲁仲连义不帝秦》中“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的“无已”,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上册第一分册释为“没有止境”。可是,“秦国没有止境”这句话,在意思上显然说不通;而说成“秦国的贪欲没有止境”,虽然意思通顺了,却又犯了“增字解经”的毛病,实际上是改变了文章原意。     

试解“风”的“景象”义

“风”是个多义字。新编《辞海》“风”字收有十几个义项。《尔雅》释“风”、《古今图书集成》“风”字条、《经籍纂诂》“风”字条均收有多个意义。在“风”的诸多意义中,“空气流动的现象”(新编《辞海》)是其本义,又是其常用义,《说文》:“风,八风也”,“八风”,即“八节风”说的正是“风”字本义。“风”本义之外的其他意义,一般字书中均有训释,也不乏用例,本文不涉。但“风”字有一个“景象”义,颇令人费解: 《辞海》:风,景象,如“风景”“风光”。“风景”中的“风”字,为何训释为“景象”,不见典籍,小学和训诂中也查无先例。     

南充方言"篾"、"鲰"考释

本文对南充方言“篾”、“鲰”之义逐条进行训释。“篾”是小的意思,字又写成“蔑”或者“”等。“鲰”是脾气古怪固执,心胸狭小的意思。字又写成“邹”、“奏”或者“纣”等。     

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宗传璧、周烽同志的《从“斯”字看<论语>》一文(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六期,以下简称“宗文”)根据段注《说文》等证据,认为“斯”字的本义当为“析”义,“斯”字作为“此”义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论语》“先王之道,斯为美”之“斯”应当是“分析”之义。宗文的这一见解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一、《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正如“岁”字许慎释为“木星”,并不等于上古“岁”字就没有“年岁”、“年成”之义,“叔”字许慎释为“拾也”并不等于上古     

诗骚疑义五例

寤寐思服 《诗·关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释”思之也,郑笺释“事也”。后世多从毛传而无(?)(?)(?)释“服”为“思之”,先秦典籍中并无旁证(?)(?)(?)(?)(?)。“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春秋时代(及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问熹《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的极是。释“服”为“思之”就属于这种情况。 查服、甲文、金文、篆文形体大同小异,皆为强迫奴隶从事劳作之意。故《说文》释“服”为“用”,《尔雅》释“服”为“事”,《广雅》释“服”为“行”,为“任”。杨树达先生在其《积微居小学述林》“释服”条中,考证甚详。(?):“古文服字皆用为职事之义,故旧诂多训为事,此事字,当如今日通言谋事之事。……而综合彝铭,诗(?)《书》诸例,以职事释之云。”看来先贤释“服”为“事”实为的解,并无释“服”为“思之”者。 或以《尚收·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论语》释(?)(?)思之证,而服念之服,仍以释”事“为官服念(?)“从事思考”、“进行考虑”服念二字虽连文,却非联合关系,实为动宾关系。新《辞源》不从旧注,释服念为“反复考虑”,态度是审慎的,解释是合理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释《毛传》中的"病"--兼论传注与字书的关系

《毛传》有 2 1个字词通释为“病” ,虽然它们都具有“病”的语义特征 ,但并非等义词 ,各有自己具体的指称对象。从《毛传》等传注来看 ,传注与字书既有区别 ,也有密切的联系。传注不仅释大义 ,也释概括义 ;传注的释义不仅是字书释义沿袭的主要依据 ,而且所释语句也往往成为字书证义的主要例证 ,并体现了字书的时代性特征     

应正确分析企业“利润质量”

人们对企业财务报告进行分析时,往往容易只关注企业当期利润数量高低,并以此判断企业增长性,却忽视了利润数字背后的东西,对利润数量指标的局限性分析,有助于提醒人们关注"利润质量"概念,帮助人们正确分析企业财务报告,正确认识企业业绩好坏。     

模因视角下的Bushisms现象分析

文章针对＂Bushisms＂这一语言现象,从语言模因论的角度分析了Bushism的复制与传播和Bushisms的变异形式,发现人们在识别Bushisms变异模因时存在认知逆推过程。人们在潜意识里正是运用这种认知逆推过程快速识别出这些Bushisms变异模因在语法、词汇、语义、语音和句法上的错误,在先是诧异、吃惊,继而捧腹大笑之后能对布什总统表现出宽容,这也正是Bushism一词能成为一种语言强势模因的更深层次原因。     

荀子荣辱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比较

荀子关于荣辱的界定,先义而后利者为荣,先利而后义者为辱。荣辱分为两类,即“义荣”、“义辱”和“势荣”、“势辱”。荀子认为正确树立和践行荣辱观的途径是教化和法度,是融礼重法。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学习和贯彻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荣辱观,应该和必须坚持“义”的主导地位,实现义利统一;坚持道德约束和法律调控相结合。     

"白马非马"与"窜改词义"谬误--从与冯友兰不同的视角批判公孙龙

不少今哲颇褒公孙龙的"白马非马"(P)论题,而冯友兰大师则较为跟随古哲,颇贬P.本文赞同后者.公孙龙说"白马非马"(P),或"懒(不捕鼠的)猫非猫"(Q),人们都把P、R的"非"解作"不是"而不能解作"异于"、"不等于",因语言乃"约定俗成",所以P、Q皆假.至于"鲸鱼非鱼"(R),在"鱼"的词义未被"理性修订"之前,R也是假句.虽然公孙龙从论据正确地建立"白马异于马",但当他再从"异于"推论"白马非马"时,推论明显不正确,犯"窜改词义"谬误.     

传统道德的功利因素及其评价

传统道德体系并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 ,是禁欲主义和重义而轻利的。实际上 ,传统道德包含着许多功利因素。孔子的“利民”、“惠民”、“富民” ,孟子的“制民之产” ,荀子的“人生而有欲”等。传统道德重视功利 ,也重视以礼节之 ,是一种适度的功利主义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近年来利益理论研究述评

在近年来利益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利益的定义,其中过半数的学者用需要去定义利益是值得商榷的,导致他们这种失误的原因是把利益与利益要求等同起来。在利益的功能和社会作用上争论也颇多,然而关于物质利益与精神文化利益在社会发展中不同地位和作用的观点;关于利益动因论是利益理论的精髓和基石的观点;关于利益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形成和运动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观点等,深化了利益理论的研究。     

儒家“齐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当代道德建设——以传统家训为中心

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使“齐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家训是“齐家”思想的载体，有着丰厚的内涵，在文化传承和人格培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家训中“由家及国”的教化理念，“义为利先”的中心命题，“以德教子”的重要内容，“言传身教”“严慈相济”“因材施教”“预防教育”等方法体系，对今天的道德教育仍有借鉴意义。但古代家训中也有一些封建的烙印和糟粕，对传统家训加以现代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教化体系进行现代重构，对今天的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道家思想与谋略之关系

道家思想对谋略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道家著作尤其是《老子》中有一些论述可视为与谋略有关,比如"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善用人者为之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但《老子》以及其他道家著作并不等同于谋略书。道家一般都对"知"、"智"等持否定立场,也不提倡使用人谋,这是因为通过使用谋略即便会有所得,仍然会有所失,甚至有阴祸。从道家思想基本立场出发,对谋略应持的态度是懂谋略而慎用谋略。     

明清老学的主要特点与成就

明清老学内容丰富,在思想上也仍然具有创造性,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通过梳理《老子》的注解,结合儒道释思想在老学中的融合与老学的民间化进程,对明清时期老学的主要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对老子思想政治功能的阐述达到了新的高度,主张藏富于民,提出如何限制君主权力的问题,同时以儒家的经世思想改造道家的贵身理念,继承了“天下为公”的儒家传统,同时有限度地肯定了私的价值和合理性,由此发展出具有一定政治启蒙色彩的公私观。研究还认为,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明清学者在老学中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比附,而是注意揭示儒、道、释之间能够互通合一的深层原因,有的以气沟通三教之道,认为儒、道、释各家的修养方法虽然不同,但追求的理想境界却异曲同工;有的从老子“正言若反”的否定思维方式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老子并不是要绝弃儒家的仁义礼智,理解老子的思想,一定要注意其“立言之大意”,或正言若反,或反言若正,而老子的主要思想是以修身治国为主,抓住了这一主旨及老子的立言特点,便知“孔老之合一,儒道之同源”。研究表明,随着明清道教发展的下移,其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日益紧密,与此相关,明清道教老学中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这正是道教影响中国社会、文化、信仰的独特方式和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