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美学解读

赵惠霞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撰文指出,从＂过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到＂再政治化＂,当代文学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形成一个戏剧性的循环,并始终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或从政治的角度要求文学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或从文学的角度要求文学脱离政治。其实,文学现象终归是一种审美观象,不论是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抑或文学对政治的要求,最终都体现为对审美效果的要求。     

政治文学论

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它包括两种：一是政治倾向文学;二是政治斗争文学。中、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政治文学具有它特殊的美学意义,当然也有审美上的缺陷。     

从启蒙话语到消闲文艺——简述新小说到鸳蝴派的流变

20世纪初的新小说从一开始便肩负着文学启蒙大众的功利任务,但因其过于锋芒毕露的政治话语,限制了文学审美特性的表达,甚至客观上背离了预设的启蒙任务。在此期间,中国传统的写情消闲与近代化过程中的游戏化、商业化观念合流,发展出另一文学写作向度。新小说经过短暂的政治叙事高潮后,最终转向去政治化的鸳鸯蝴蝶派文学。     

试论"现实主义"的中国接受

从20世纪的中国文学角度看,"现实主义"的中国接受历经了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两阶段,现实主义的文学确认有助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进行,而现实主义的政治独尊则显现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偏至,现实主义的中国发展只有脱离政治化的负面影响才能走上文学自主的更新正轨.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五四”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简论——从“文学本体论”谈起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都是文论工作者经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尤其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与政治往往相互交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梳理带来难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总是渗透着政治的影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往往就成为各种学说产生的思想背景。因此,文学的本质或本体的相关理论作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二者关系的亲疏变化。文章以"文学本体论"为切入点,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探讨。     

新闻学的政治化、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对中国特色新闻学政治逻辑的考察

产生于商品经济环境下的新闻本不具备政治属性。大众报刊出现迅速提升报刊的影响力,其后阶级意识崛起、政党斗争加剧以及军事战争不断,增强了新闻的政治属性,促使现代新闻事业及新闻学走向政治化。意识形态斗争、宣传的污名化与利益集团对报刊的操纵使得新闻学的政治话语出现了危机,传播学、新闻商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试图在这种背景下淡化新闻学的政治色彩,却始终未能摆脱其所承担的维系与传播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使命。在探索新闻学的发展路径上,必须把"政治带回来",实现新闻学"再政治化",同时处理好新闻学的学科属性与政治属性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历史与政治逻辑基础,也意味着"政治"必然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核心话题,而如何在"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追寻中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时代之需。     

“百花文学”思潮中的“苏联”质素——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百花文学＂思潮的出现深受＂双百方针＂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的影响。鉴于中苏当时的特殊政治联盟关系,文艺政策的执行与调整也多倾向于苏联,因而＂百花文学＂作品自然耦合了苏联＂解冻文学＂的写作模式,尤在当时＂干预生活＂的相关作品中表现明显。但因不同的国内形势,苏联的＂解冻文学＂繁荣发展,而国内的＂百花文学＂却在政治的强力下被迫中断。尽管＂百花文学＂思潮是短暂的,但毕竟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生态的新变,与新时期文学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1949～1966中国对外文学关系特征

建国后“17年”中外文学关系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互相对峙这一独特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特殊的国际关系赋予中外文学交往以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使之成为一种非文学性的社会政治行为。择译文学的标准高度政治化,致使“17年”主要翻译了那些言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品,以及那些能被有效地阐释进新中国社会主义话语系统内的作品。外国文学解读受政治思维制约,悬置了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所热衷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主题。非文学意义上的对外文学关系,导致“17年”文学创作很少受除苏联文学之外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     

《子夜》的叙事倾向和文学价值的再认识

《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对《子夜》的主题倾向和文学价值,过去和现在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识与评价。《子夜》实质上是现代的政治小说,其倾向和价值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符合政治文学的要求,应该予以尊重和承认;但同时《子夜》也存在由政治化追求和创作方法带来的失误与局限,它的政治小说的价值和局限交融并存,为文学史提供了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与教训。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科学地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

20世纪后期,人们对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把握和引导经过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把握和引导偏于简单的政治批评。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把握和引导就是必要的政治批评和深入的理论批评的有机结合。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批判的所谓“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的办法,一是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只有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社会基础的关系,才能真正地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发展的内在规律并正确地引导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     

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逆转发生论

甲午战争后 ,中国对日本近代化成功经验的关注 ,构成了中日文学关系逆转的政治、文化背景 ;当时翻译的许多日本新学书籍 ,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文人鄙视日本文学的态度 ,使中日文学关系逆转成为可能 ;许多游日人士和留日学生 ,在日本自觉不自觉地由实学或革命而转向文学 ,由文学而借鉴日本文学变革经验 ,使中日文学关系发生逆转 ,即中国文学回过头来向昔日学生日本文学学习。中国文学主要看取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文学 ,它们不仅仅是中西文学关系之中介 ,而且以自己的独特性深刻地影响了 2 0世纪前 3 0年的中国文学     

胡适诗学中诗体变革的现代性张力

胡适诗学中＂具体的作法＂观念和他对传统＂言近旨远＂观念的阐释,内含着文体区分意识和对诗歌暗示性的追求。这与他前期＂作诗如作文＂观念表现出的文体模糊意识及＂明白易懂＂审美标准之间形成了内在矛盾。矛盾背后隐含的是诗体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表意追求与建构新的诗体规范之间的张力,体现了现代诗体发生、建设与时代需求间的复杂关系。这既是诗歌整体革新的动力,也是其必须克服的内在矛盾。     

重审唐宋词体研究的现代音乐学视角

倚西声而填中词是早期艺术歌曲的通行做法,这种实践方式为现代词学研究者所借鉴,成为理解传统词乐关系尤其是“倚声填词”与“选词配乐”的经验基础。“音乐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倚声填词”的重新定义,将传统谱例之学提升到现代歌词学层面。唐宋诗词乐谱是骨干谱,一曲多变是其常态,不同于确定自足的西方现代乐谱。以往对词之本质特征的界定,过于强调其不同于声诗、乐府的以词从乐、由乐定词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选词配乐甚至以乐从词、依字行腔的一面。现代音乐学为我们将词的起源归结为一种音乐或乐曲形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也夸大了音乐的决定作用并造成了对“倚声”的狭隘理解。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也谈简体字

在政治更迭、文化变迁的大叙事中，小小的文字变化最能体现大时代的风貌。古有始皇帝威权下的“书同文”，今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旨在“汉字拉丁化”的“文字简化运动”。简化字与繁体字争议的背后，是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交锋，或者说是中华历史文化断裂与传承的别一选择。周清泉先生关于“汉字简化方案”实施中的管见，因于当时话语权被肆意剥夺而无处表达，本刊编发该文，一是提供关于汉字简化的反思与总结，二是彰显学人发表独立见解的历史进步。     

眼睛望见模糊的边界--论梁秉钧的诗歌写作兼及香港文学的有关问题

香港诗人梁秉钧的诗歌写作呈现出越界的特质,一是文体的越界实验,二是文化身份的越界,此种特质与香港文学的香港性息息相关。对香港性的认知是研究香港文学的基本起点,但仅仅是一个起点,真正要从文学上把握香港文学,必须将其置于现代汉语文学或现代汉语诗学的背景之下。或者换一种说法,必须将香港以及台湾甚至包括部分海外的汉语文学经验有机地纳入,才能建构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穆旦写作与中国古典诗学资源传承的新局势

穆旦成长于一个"新与旧"亟待重新"适应"的时代,时代语境之中关于"新"与"旧"的协商、"传统"之于写作者的历史效力等因素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力量,暗中修正着穆旦的写作:穆旦写作带有明显的"非中国化"特征,但以杜甫、陶渊明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象与诗学资源始终潜藏于其内心之中,在不同人生阶段,通过不同样式呈现出来。这显示了中国新诗写作发展到这一时期,在古典诗学资源传承命题上的新局势,即随着时代生活的新变,个人成长背景的潜移,古典文学资源之于写作的效应不再是直接施予,而是沉潜为某种精神性的背景。此种发掘,有助于更好地窥见穆旦那一代人的历史境遇与诗学冲动,同时,也能为理解新诗与古典诗学传统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