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

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是衡量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现阶段,我国民族政治发展的宏观背景是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结构变迁及利益分化过程.探讨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问题是研究民族政治发展无法回避的课题.种种迹象表明,利益分化对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廓清利益分化对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双重影响,进而努力扩大积极影响,消除消极影响,对于维护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促进民族政治文化整合,推动民族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政策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

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是构成我国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有两个方面:一是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本民族或民族社会的政治事务;二是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少数民族政治政策通过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对各民族平等政治权利的具体规定,通过各民族自治管理形式的制度安排,以及在各领域内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贯彻执行,来系统地保障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权利、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目标。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农民政治参与实证分析——基于全国961个少数民族农户的调查

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是多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国少数民族农民政治参与的特征表现为结构性失衡,政治认知程度较高,但政治信息获取手段单一;投票积极性高但政治表达意愿低;政治参与的失范行为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并存。而且经济利益、文化地理以及少数民族农民的自身素质都已成为影响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为此,应在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相应的政策落实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扶持项目实施机制等。     

人口较少民族政治参与探讨

人口较少民族政治参与是我国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人口较少民族政治参与,出台实施了一系列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政治参与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为人口较少民族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保障.人口较少民族已初步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和特点的政治参与体制.根据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实际和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加强人口较少民族的政治参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本质要求.     

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认同困境及其应对思考

目前,“多元文化主义”已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思想,在如何看待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观点.少数民族遭遇多元文化主义,将在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民族自治与国家治理、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认同困境.何以应对？核心理念是坚持“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原则.本文以中国为例尝试了深入的剖析.具体而言,党和国家需注重中华文化的内涵发展、自治权利的法律实践和公民身份的科学构建等议题的探讨,通过消解少数民族认同上的困境,提升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国政治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加强社会凝聚力、民族向心力和国家统合力.     

对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网络政治生态的思考

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民族地区,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利用网络参与政治,并对当地的网络政治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网络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会严重影响政治生态文明。本文结合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等,分析了影响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建设的特殊因素,并对如何构建和谐的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环境进行探索。     

国际人权公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权利保障

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是国际社会少数人权利保障的重要内容,国际社会由此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表明了对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鲜明立场.这种保护既有一般性的平等保护,也有关于对少数人在政治参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特殊保护,因此成为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重要国际法依据.中国遵守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则,坚定地履行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国家义务,在保障本国少数民族的权利方面进行了长期而且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汉族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力度,以实现共同繁荣进步.     

注重学生主体需要加强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民族高校学生作为少数民族的未来精英,其发展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发展。在培养少数民族优秀学生的同时,也应该将之作为重点关注其主体需要。民族高校作为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较普通高校相比具有特殊性,所以更应该对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予以高度重视。本文主要以需要理论为着手点,充分结合党在十七大提出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理念,分析民族高校学生的特点,探索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途径。     

宗教文化浸润中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政治发展研究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根植于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宗教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民族成员的政治认知与政治评价,并成为乡村政治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在民族地区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以积极的心态关注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以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民族高校群众工作创新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民族高校群众工作既有与普通高校相一致的一面,又有与普通高校相区别的地方,有自身的特殊性。面对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道崭新课题,民族高校必须坚持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宗旨,建立健全民族高校治理机制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紧紧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参与,让群众受益,提升民族高校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培养更多的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当地的传统道德资源及现代旅游资源,而且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广西民族乡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必定能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的正能量.它们不仅为国家法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来源,而且对法治具有辅助作用,同时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努瑶雷公庙的文化内涵解读——七百弄布努瑶信仰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对七百弄布努瑶雷公信仰进行文化内涵的解读,认为雷公信仰是布努瑶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的折射,围绕着雷公庙形成的各种禁忌、传统惯例,在规范村民的行为和活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内化为村民的价值观念并体现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之中.它成为布努瑶民间法中更具约束力的另类“准法律”规范,维护着人地关系的和谐,调控着布努瑶乡村秩序的构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

通过探讨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共同体”内涵的阐释,总结出“共同体”公共性的固有之意及其表现形式.深化对“共同体”逻辑构成的认知,揭示“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具有依存性的应有之意,阐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四个基本层次.在“命运共同体”共性基础上提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特有之义——交融性,赋予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通过坚持和平发展原则、奉行“亲诚惠容”的近邻外交理念以及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格局,促进中国与东盟形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法治视野下自治州能否设区的再思考

自治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形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现行行政区划的通行做法,自治州应该与设区的市属于同一级别,但宪法并没有规定自治州能设置区,故当前30个自治州都没有区的建制.目前不少地方都实行撤县设区,以壮大中心城市力量,宪法第30条有可能间接导致自治州与设区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影响自治州的城市化进程.有必要追本溯源,再次思考当初制宪者为什么没有规定自治州能够设置区,是有意为之还是淡而处之.在《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背景下,适时开启自治州设区不仅有利于城市化发展,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便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