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它在不断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和政府因素,因此,强化制度创新、提供政策支持、转变政府理念和管理方式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措施。     

文化归因还是理性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固守现象的考察

传统户籍制度导致了"堕距城镇化",亦对人口有序流动造成了阻隔。在此背景下,户籍新政策的出台旨在引导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然而,与户籍政策改革的预期不同,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中小城市。在目前的城乡户籍层级结构下,就业流向与落户导向相悖的现实以及基于职业特征的理性考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固守农村户籍,农耕文明形成的归属依赖、熟人社会形成的传统支持诉求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固守农村户籍的行为,城市与农村推拉综合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无转换户籍意愿。应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非制度障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以推进这一群体的城镇化进程。     

彻底拆除户籍藩篱，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制度平台

农民工应向而且必然向市民转变，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身份平等化的过程。而横亘在城乡之间已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国家应彻底拆除户籍藩篱，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制度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工具选择

加快城市化步伐,提升城市化质量与层次,需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面临市民化能力强烈,但市民化意愿不足的困境.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入手,以权威为本、信息为本、组织为本和财政为本的政策工具为基本框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系和路径,可以优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实现城市化与市民化的互动和互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愿望,也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效策略。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对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市民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其中,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经济生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接近总体平均水平,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则相对偏低;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特别重大,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效应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依附于其上的各种城市公共福利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的话,那么,分税制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上的制度现状,则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衍生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母体性制度和载体性制度的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问题;在统领中央-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衍生性的政策体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的重新调整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推动城市化的快速稳定发展、促进流入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优化、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非经济需求、降低相对剥夺感、提高公平感等积极效应。同时,也存在诸如实现难度大、不能实现将加重"半城市化"问题、加大城市承载力负担、导致农村精英流失并影响农村发展等消极效应。农村与城市并重、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改革权益分配制度等有利于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积极效应并弱化其消极效应,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的三个误区

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在认识与实践中存在误区:一是对户籍制度本质内涵认识模糊,改革重心错位;二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定位为城镇化,不仅不能使户籍制度改革走向深入,反而扭曲了城镇化的本义;三是改革在力度、步骤选择上没有综合权衡相关制度、政策,以致过分追求速度,急于求成,使改革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心应是对户籍分等特点的剔除,而不仅仅是取消户籍分类;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也不应该是城镇化,人口迁徙自由才是其价值取向的本质概括;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改革总体上只能是渐进的。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积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的程度却受到城乡二元体制、利益表达机制缺失、自身条件先天不足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可以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大力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制建设、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等举措来克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的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应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老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总体较高,就影响因素看,满意度较高的是"工作环境"和"业余生活",较低的是"居住环境"和"收入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其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工作环境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居住环境、收入水平、业余生活等方面的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两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诉求差异,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并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向,是一个渐进、有序发展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正面临着制度、身份、经济、文化四大困境。为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作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

户籍制度不仅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成本,同时也因其所内含的不平等因素使得进城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甚至最终带来市民化的中断。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剥离嵌入其中的各种经济社会福利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同时需要完善配套改革,积极吸收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与完善户籍改革配套保障制度探析

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政府多部门的系统工程,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如建立公平就业、平等教育、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及创新土地管理等配套保障制度,是户籍顺利改革的基础。当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并实现良性运转时,我国户籍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自然水到渠成。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小城市发展——以福建省为例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表明户籍制度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户籍迁移将实行分类政策。其中,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将放宽。无疑,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应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精神为指导,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健全与户籍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大力推进县域经济结构升级,加大县(区)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中小城市的辐射与吸纳能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治理机制

心理资本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利用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类别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收入水平作用不显著。参训时间越长,技能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但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企业应畅通农民工职业通道,构建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促进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