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证据的基本法律问题刍议

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价值就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承担诉讼举证说服责任,原告承担诉讼举证推进责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确定。     

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行政管制机制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行政管制机制乃行政管制机制之一种,是国家运用行政管制法律手段强制生产者承担法定延伸责任的整个动态运行过程与工作原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行政管制机制具有公法属性,国家环境管理权是构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行政管制机制的基础。确定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行政管制的范围,实际上就是确定承担法定延伸责任的生产者;确定承担法定延伸责任的生产者,实际上就是确定适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行政管制法律手段的废弃产品。资源因素与环境因素是确定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行政管制范围的关键因素。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行政管制机制中     

公共行政负责任行为的路径探索

依据社会契约论．公共行政是一种责任行政，它要承担对社会与公众相应的责任与义务。那么，如何塑造公共行政负责任的行为呢?本文提出三条路径。     

医疗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一个动态的证明责任的视角

就医疗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患方存在举证困难,但《侵权责任法》对此未有明文,将发展具体举证规则的任务留给了司法。两大法系对医疗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虽实行一般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但通过司法创制了诸多减轻乃至倒置证明责任的方法。我国应当采行动态证明责任观,自诉讼的全过程来观察和解决患方的举证难,目前可以使用的重要工具是事案解明义务,并可引进疫学证明方法。     

完善中国行政侵权责任制度的若干探讨

中国自建立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制度以来,行政侵权责任制度的建设已有了很大加强,但一些特殊类型的行政侵权责任还亟待完善.应从法律上明文规定,如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不仅应承担被撤销和被改变的法律责任,还应逐步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对其共同参与的违法行为,应负主要侵权赔偿责任.实施侵权行为的行政公务人员,应当直接向行政相对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特殊情况应由其所在单位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对于混杂有其他侵权行为的行政不作为,行政相对人可以采取救济选择求偿的原则.对行政不当行为,应采取有限制的责任豁免原则,以确定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之大小.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析论——以国家担保责任理论为视角

行政任务民营化使得国家不再承担行政任务的执行责任,转而承担担保责任。国家担保责任的承担和实现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法律制度,实施《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就是使国家担保责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以国家担保责任为理论基础,彰显了国家担保责任的理念和精神,突显了国家担保责任的主要内涵和主要类型。它的制定和实施为我国担保行政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智识和实践样本。     

论任务型组织及其主动性

近代以来,常规组织是得到充分发展的组织形式,但是,常规组织仅仅在承担常规任务方面表现出优势,对于非常规任务,它是无力解决的,因而需要设立任务型组织去专门应对非常规任务。非常规任务的出现是任务型组织设立的基础性根据,而它的具体依据则是多样的。比如,政治命令、行政授权、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业标准等,都可以成为任务型组织设立和运行的依据。在资源获取上,任务型组织也与常规组织有着很大的不同。任务型组织最主要的特征反映在它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组织形式。     

从域外到本土: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制度的历史与革新

公务员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须对其行政侵权行为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涉及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之后的追责(偿)问题,这可称之为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基于历史主义和比较分析的视野,发现规定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通行做法。但在域外行政赔偿责任的制度变迁中,各国在归责原则、责任实现和承担方式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结合我国的相关规范和学理争辩加以分析,我国通过行政追偿制度追究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的做法并不具有实效性,应当予以革新。我国应当继续以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采取客观标准予以认定,并通过立法和案例双轨模式确定不同类型的赔偿责任,同时形成突破内部性的外部赔偿监督机制。     

试论适航责任

自《海牙规则》采用恪尽职责使船舶适航的责任以来,该责任已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纳。适航责任的概念、构成、举证与责任承担等问题对认定承运人是否违反适航义务非常重要,《海牙规则》部分地解决了关于适航责任的争议问题。     

行政机关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赔偿责任辨析

行政机关是行使行政职权,管理行政事务的国家机关。它除了身为行政主体,可因职务侵权而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外,也能作为机关法人,因民事违法而承担民事责任。这两种责任虽然皆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所致,但其性质却迥然不同。长期以来,由于法学界大多只注重研究行政赔偿责任,对行政机关的民事责任极少有人问津。以致,在我国有     

论刑事证明责任的性质及其运用

对证明责任性质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刑事证明责任性质的研究。证明责任是为了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律关于诉讼风险的分配问题。而刑事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指,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如果对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不能提出证据加以证明或者证明不能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最终导致法院没有支持控诉方的主张,败诉的风险由检察机关来承担的问题。据此,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真正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败诉风险的负担,始终固定在控诉一方。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     

论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在民事侵权诉讼中能平衡诉讼双方的权利地位,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难以契合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适用有着平衡主体双方地位、降低证据采集难度,提高证据的效力等效果。但是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关于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仍有待完善。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改革价值目标实现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入手,结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我们发现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非常必要。同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和依据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原告和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做出初步分析。     

高等数学教学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性骚扰问题成为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而败诉。有学者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用于反性骚扰诉讼中,以此来突破证据瓶颈。笔者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用于性骚扰诉讼中既无法律依据也可能造成很大的法律风险,诉讼中法官可采用“诚实信用原则”,在合理范围内分配举证责任。     

民事证明责任概念再探究--兼论我国证明责任概念的科学定位

对证明责任概念的准确把握和定位是深入研究证明责任理论的前提，但目前学界对证明责任概念和构成的理解存在一定偏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有关证明责任概念占主流地位的学术观点是“双重含义说”，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危险负担说是我国证明责任概念的3种主流学说。从客观角度讲，我国证明责任概念应坚持“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相区别的双重含义说”，证明责任应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两个方面。     

医患纠纷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概述国外的"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表见证明"理论、"大概推定"原则,"妨碍证明"理论、"重大诊疗过失的举证责任转换"等方面,评析我国医患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在我国目前医疗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多样化,根据不同的情形,适应不同的原则和理论,实现公正、合理的分配.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法理探析

在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通过对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的分类与比较 ,阐述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内涵并对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进行了分析 ,最后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 ,分析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有关证明责任的相关内容。     

论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证券市场上的内幕交易行为作为一种违法违规行为一直是各国立法规制的对象,我国虽然也有相关立法规定,但是却鲜有关于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规定。本文讨论了内幕交易民事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并主张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之检讨——以典型案例为样本

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胜诉率极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原告举证困难。这与我国目前对于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处理直接相关。反垄断民事诉讼较为特殊，不能适用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法则，而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部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反垄断司法解释》对此有所考量，但仍显保守，对减轻原告举证责任效果有限。奇虎公司诉腾讯公司垄断纠纷案及锐邦涌和公司诉强生公司垄断纠纷案也表明，我国法院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分配给原告的举证责任过重，不利于实现反垄断民事诉讼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