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别号考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人们习惯称他为“船山”。比如，他的著述篇目，称作《船山著述目录》；他的著作集，刊作《船山遗书》、《船山全书》；他的生平事迹年表，题为《船山公年谱》、《王船山先生年谱》。为了纪念他，许多地方修建了“船山祠”，为了研究他的思想，海内外成立了各种以“船山”命名的学术性团体，等等。总之，三百多年来，“船山”别号与王夫之本名一同流传，为学者乃至世人所熟悉。那末，“船山”这个别号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船山”别号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出自后…     

萧莲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

萧莛父船山学研究主动继承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拓展。萧莛父对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继承”体现在主动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船山的共同路径,以及对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共同判定。“拓展”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叙述术语、体系构建、内容扩展等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和以西方思想研究船山的不同模式有所注意和肯定。萧莛父船山学研究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发掘船山思想的逻辑范畴,以构建船山哲学体系之网;另一方面厘清船山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将船山思想纳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上找到启蒙精神的内在性根芽和根据。     

从礼以分殊辨别人禽管窥船山“礼”性

船山礼学思想是礼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奇葩”。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性多为学术界所忽视，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即礼以分殊辨别人与禽：船山从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礼以维系人道；人禽之别、壁立万仞等角度说明礼的本质特征。由礼以分殊辨别人禽可以管窥船山“礼”性：即言道必以天为宗、言礼“必以人为归”的基本思想：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晚清以来百年是船山思想沉寂一百七十年之后的重新现世的历史。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为标志，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与定位就一直是之后百年学界的重要论题之一。而学界对船山之学的看法也经历了曾氏兄弟的正统理学、谭嗣同的维新变法、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以“西学格船山”的曲折历程。最后以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对船山复归于传统的“骨子里仍是宋学精神”的思想史判定画上句号。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与港台的船山研究不同思想进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按图索骥”与“庖丁解牛”——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谈船山史学思想的特色

在船山的两部著名史论尤其是《宋论》中，往往“以宋事影射明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色彩，如“士气论”和“李纲论”等部分，都不徒是分析往事，而是蕴涵有作者本身之历史际遇和心灵体验。对于船山史学的这一特点，笔者认为，应从“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分际加以考量。从船山的史论中可以看出，船山论史而尤重“设身处地”，是属于“庖丁解牛”而非“按图索骥”，与分析历史哲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船山佛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船山佛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针对“船山与佛教的因缘”这一主题，集中探讨了船山与佛教的因缘、船山的辟佛与传佛问题、船山佛学著作《相宗络索》的思想和意义等内容，较好地补充了船山佛教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对以往所做的相关研究有了更多的超越。     

危机与机遇：全球化语境中的“船山学”研究走向刍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全球化”趋势正由“经济———技术”层面向“文化———精神”层面渗透推进 ,构成了现代文明的总体历史语境。要探寻“船山学”与现代文明关系 ,无疑有千头万绪 ,但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 ;置身于高科技信息流与流行娱乐资讯无情地颠覆了传统文化模式的现实中 ;“船山学”作为传统文化研究形态 ,被推到了“话语边缘”。因此 ,面对“全球化”语境 ,分析 2 1世纪“船山学”研究的危机与际遇 ,探索在现代文明多元文化生态中 ,“船山学”研究的新走向 ,是研究“船山学与现代文明”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船山文…     

论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

论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高秀昌如果说“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那么“反”就是老子辩证法的中心范畴。《老子》中“反”字共有４见：第２５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第４０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６５章“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     

易学“变通”思维与王船山史论探析

王船山易学上的成就和特色造就了他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和显著特点.正是在易学“变通”思维的照耀下,船山对历史盛衰、制度沿革、得失成败等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始终贯穿着通变的历史见识.可以说易学变通思维是船山历史通变思想的基础,而对历史通变之理的总结则反映其对易学变通思维的运用和印证,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船山通变的史识.他的历史通变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遗产,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述评简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研究基本在熊十力定下的“实在论”方向上前进。唐君毅与劳思光确立了海外新儒家船山研究的规模,而他们的后学曾昭旭与林安梧则在此基础上,使用新儒家的思想精神与牟宗三的方法论对船山之学进行研究。总体上说,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偏重船山的心性论与史论,而罗光的船山研究则算是一例外情况。这是海外新儒家僻居港台一隅,学脉趋同所致,也是其船山研究的重要特征。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