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awkes过程的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大幅波动联动性研究

考虑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的大幅波动存在联动性,本文采用二维标值Hawkes模型对2007年至2019年8月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沪深300指数的日度数据中大幅波动的单市场延续和跨市场传染的传播特性进行建模。实证结果表明：(1)Hawkes过程可以较好地拟合国际原油和中国股市之间大幅波动的自激发和互激发效应,并捕捉资产收益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性、持续性和溢出性;(2)原油市场和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均存在较强的自激发效应;(3)原油市场和中国股市之间大幅波动的互激发效应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在实际影响方面相比于自激发效应更为微弱。本研究对股票市场建设、资产配置和风险防范均有一定意义。     

股市联动中的“涟漪效应”

本文提出"涟漪效应"来解释国际股市联动性的大幅波动。所谓涟漪效应就是中心市场特有波动对其它市场间联动性产生影响的现象。本文采用滚动窗口和DCC-GARCH的方法计算了市场特有波动和收益相关系数,以9个主要市场指数为样本对国际股票市场中涟漪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后国际股市联动性变化与美国市场的涟漪效应有关,美国市场特有波动升高（降低）会导致全球股市联动性升高（降低）,而其他市场特有波动并没有类似影响。美国市场与其他市场间联动性基本不受第三方市场特有波动的影响,A股与美股联动性的增强是造成A股与其它股市联动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此外,研究特有波动与相关系数的关系能帮助我们识别国际股市中风险传递方向,本文结果显示欧洲市场对其他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以往研究可能高估了欧洲市场的影响力。本文丰富了股市联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市场联动性变化、评估市场影响力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经济不确定性是股市波动的因子吗？——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总体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股市的波动，但强度有限，且A股、B股间表现出差异。经济运行（IP）和消费（inf）中的不确定性是A股、B股共同的波动因子，且IP的贡献度最高；货币政策（IR）、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PU）对A股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B股的长期波动趋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AEPU）的影响则不显著。加入显著性指标有助于提高波动率的预测精度，混频模型为分析股市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识别股市波动中的经济影响因素。     

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股市日内风险传染:来自欧债危机时期的证据

本文主要着眼于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股市之间的日内风险传染现象,使用日内5分钟数据,应用FFF回归、FIEGARCH模型、ARFIMAX模型的波动溢出三步检验法,对内地股市与其他三个东亚股市之间的日内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国内地与日本股市互不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股市之间,虽然在非恐慌时期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进入恐慌时期后中国台湾股市显著受到内地股市影响.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股市下跌时的波动溢出效应比上涨时要大.     

中国股票市场的时变杠杆效应研究——基于随机Copula模型的实证分析

构建随机Copula模型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在极端市场条件下的时变杠杆效应.为了解决金融市场中波动率不可直接观测的问题,采用已实现波动率测度作为隐波动率的代理变量,进而运用基于有效重要性抽样的极大似然(EIS-ML)方法估计了随机Copula模型的参数.基于沪深股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杠杆效应具有非对称特征,即股市低收益率伴随高波动率,但股市高收益率不一定伴随低波动率;中国股票市场的杠杆效应存在显著的时变性,沪深股市杠杆效应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随机Copula模型相比其它Copula模型(静态Copula模型和时变Copula模型)具有更好的数据拟合效果.     

沪、深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发布“港股直通车”方案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沪、深、港三地股票市场的数据为样本,用VAR模型和二元GARCH模型重点研究"港股直通车"事件是否对港市与沪、深股市的收益率及波动溢出关系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前,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但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后.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仅存在单向收益率溢出效应,港市与沪市间还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与深市间则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     

政策因素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

政策因素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政策因素进行系统的分类并量化;其次,以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标准差及上、下半标准差度量股票市场波动性,应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市场总体和不同市场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各类政策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因素是影响我国股市波动的主要因素,其在牛市行情中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大于熊市行情,对股市向下波动的解释程度大于向上波动的解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因素更容易在牛市行情中对股市波动产生影响,更容易引起股市向下波动.     

股票市场波动的政策影响效应

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 ,由于供需矛盾、结构矛盾、以及市场参与者不成熟等诸多原因 ,政府对股票市场给予了较强的监管和调控。也正因为如此 ,政策干预调控成为市场波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 ,在考察政策影响股市波动的显著性的基础上 ,运用干预模型分析了政策影响股市波动的特征、深度和广度。文章认为 ,近年来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幅度有所降低 ,但影响的持续性变长；要避免由于不当或过度的政策干预造成市场效率的损失 ,关键在于强化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股票市场波动特征及其成因是证券经济中倍受关注的问…     

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与交易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GARCH-M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与交易量之间的关系.与其他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与交易量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将交易量分解为预期交易量和非预期交易量进行检验表明,非预期交易量对股市波动的解释能力要比预期交易量的解释能力更重要,即中国股票市场的短期波动主要由非预期交易量所隐含的新信息的冲击产生的.另外,中国股票市场符合国际上研究量价关系的混合分布假说(MDH)理论,交易量所替代的信息流是引起股市波动的根源.     

上证综指收益波动的不对称性研究

本文应用GARCH类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收益波动的不对称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了新的证据说明中国股市波动的不对称性是存在的,杠杆效应或波动反馈效应是显著的.对二种效应在中国股市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波动反馈效应似乎是中国股市波动不对称的主要决定因素.     

股指期货交易加剧了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吗？——基于投资者结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股指期货交易的推出将改变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者交易行为,进而对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影响。本文首先在假设股票市场存在股指期货交易的条件下,构建理论模型揭示投资者结构和股指期货交易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机理,并据此对中国股票市场在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后的波动性变化进行理论预测;然后以2007-2016年期间的沪深300指数和投资者结构数据为样本,运用GARCH类模型对理论模型预测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股票市场存在股指期货交易的条件下,机构投资者比例和一般机构投资者比例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随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关系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套利交易者比例增加、投机交易者比例减少都将降低股票市场波动性;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显著降低了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机构投资者比例增加将强化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减弱效应;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鼓励股指期货产品开发和完善股指期货交易制度强化中国股票市场稳定性。     

中国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吗?——基于马氏域变模型的研究

本文运用马氏域变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因素变动对股市的影响。宏观因素选取了工业增加值、消费、出口、通胀率、广义货币增速、利率以及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以反映实体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变动。本文首先利用马氏域变模型对所选变量不同时期所处状态进行识别,进而分析了各宏观经济变量周期与股市周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各序列绝对离差建立马氏域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利用其冲击响应函数研究各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对我国股市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收益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变动都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在大多数时间里实体经济变动和股市波动保持了较好的协同性,股市周期略领先于实体经济周期;M2的快速增长往往伴随着股市的大幅上涨,但股市大幅上涨阶段并不与M2的快速增长相伴;利率调节对股市周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货膨胀对股市收益率影响显著;实际汇率变化周期与股市收益率周期相协同。     

证券市场波动不对称性的动态研究

通过基于滚动样本的检验方法,实证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的波动不对称性是随着时间而演变的。1997年之后,中国股市的波动不对称性与成熟市场相同起来,杠杆效应显著出现。研究还发现,波动不对称性与市场所处的状态无关。     

基于向量GARCH模型的国际证券市场波动溢出研究

以向量GARCH模型为基础,研究了国际证券市场中上海A股市场、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并且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市场均不存在单向的均值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融合程度的加强。     

基于多分形波动率测度的权证定价方法研究

金融复杂性研究表明,无论是成熟资本市场还是新兴资本市场,其价格波动除了具有时变、聚类和杠杆效应等典型特征外,还普遍具有更复杂的多分形特征.以中国股票市场中的4只认购权证为例,通过深入考察并充分提炼股价多分形分析过程中产生的对定量描述价格波动有益的统计信息,提出一种新的金融市场波动率测度,即多分形波动率,并进一步探讨其在权证定价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股价波动确实具有明显的多分形特征;且在B-S定价模型框架下,多分形波动率测度具有比常用的GARCH波动率测度和EGARCH波动率测度更优异的权证定价精度.     

T+0交易制度的计算实验研究

利用计算实验方法考察T+0交易制度对市场质量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在正常还是异常波动的市场中,相对于T+1,T+0制度降低了日内波动性、增加了日内流动性和定价效率,因而改善了市场质量.这是由于在T+1制度下,投资者买入股票后,如果当天的市场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或其预测价格发生了变化,投资者无法进行日内卖出,只能把需要当天卖出的订单累积到下一天早盘集中卖出,从而导致市场价格发生大的波动,如果由此又触发其他投资者的止损点,会导致市场进一步下跌并加大市场波动.T+0制度则避免了上述问题,使得基本价值波动能够在日内消化,同时活跃的日内交易又改善了流动性,从而提高了市场质量.     

T + 0交易制度的计算实验研究

利用计算实验方法考察T + 0交易制度对市场质量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在正常还是异常波动的市场中,相对于T + 1,T + 0 制度降低了日内波动性、增加了日内流动性和定价效率,因而改善了市场质量。这是由于在T + 1制度下,投资者买入股票后,如果当天的市场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或其预测价格发生了变化,投资者无法进行日内卖出,只能把需要当天卖出的订单累积到下一天早盘集中卖出,从而导致市场价格发生大的波动,如果由此又触发其他投资者的止损点,会导致市场进一步下跌并加大市场波动。T + 0制度则避免了上述问题,使得基本价值波动能够在日内消化,同时活跃的日内交易又改善了流动性,从而提高了市场质量。     

基于贝叶斯Wishart波动模型的原油市场与股市动态相依性研究

针对时变相关系数矩阵在多变量随机波动模型的估计问题,构建了贝叶斯动态相关Wishart波动模型。在CC-MSV模型的基础上,设置精度矩阵服从Wishart分布,使得模型的相关系数矩阵具有时变特征。通过模型的统计结构分析,选择参数先验分布,设计相应的Gibbs-MTM-ARMS混合算法,据此估计模型参数;并利用上证综合指数、标普500指数与原油期货价格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模型能够有效地刻画原油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动态相依性;金融危机期间,股票市场与原油市场的相关性较强,并且难以判断正负方向;金融危机后,中国股票市场与原油市场呈现极微弱的相关性,而美国股票市场与原油市场的正相关性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