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人权的民法发展

“人权(Human right),作为一个有机的权利系统,它包括了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也包括了个体的权利和群体的权利,如发展权、民族自决权等。从最基本、最普遍的意义上说,人权就是自由和平等两项权利。而自由和平等又主要反映在民事活动领域,其他权利(或权力)都是为了保证民事权利并使之得以确认而设置的。所以,民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权利的归属和处分特征为标准,权利划分为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主见权和私权利三种。在此基础上,民主划分为政治民主和直接民主,法治划分为依法治国和人民自治。民主解决的是法律意志问题,法治解决的是权利界限和民主效果问题,形成“决定”与“办理”的关系。因为政治民主的间接性,社会民众要高度认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以私权利为契机来关心国家政治,实现政治和谐、秩序和谐及民主法治主观体验和谐。      

人权与国家权力的恩怨情仇——梁启超对自然权利观的继受和改造一论

自然权利论者假定,在起源上,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应侵犯人权或对人权施加不必要的限制,人权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国家权力是人权最强大、最危险、最经常的敌人.梁启超基本接纳了“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假定,但对“人权不能被国家权力所侵犯或施加不必要的限制”,“国家权力是人权最强大、最危险、最经常的敌人”之类西方逻辑心存疑虑甚至断然拒绝,梁启超通过对自然权利关于人权和国家关系观点的接纳、吸收、批判和改造,实现了人权与国家关系的中国化论证.     

梁启超民权思想论略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巨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民权观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其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其民权思想。包括民权与国权、君权、女权的关系,民权与自由的关系,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民权与绅权的关系,民权与宪政的关系,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权理论的构建者。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思想发展述论

人权保障思想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产生的精神动力。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思想发展的主线。据此,评析不同历史阶段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思想的特点,进而把握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中西近代早期民权思想之比较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一般与“君权”相对。中外近代思想家对于民权思想都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本文主要对中西近代早期“民权”思想的不同点作简要论述。一、中国近代早期“民权”思想的功利性与西方“民权”思想的学理性近代中国现实的最急迫任务是“救亡御侮”,使中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箱制走向强盛。这一现实任务被“土人’们直接凝炼在“民权”思想之中。因此,倡“民权”的着眼点在于“救”和“御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汉院》一文中直截了当道出了“民权”的现实功利性;“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从我国公民社保权的实现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传统意义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基本依赖于政治权力自上而下的推动。在以保障民生、重视民权的今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应从确保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为切入点,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来予以实现。现以我国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为视角,探讨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并提出通过建构公权力管理和私权利自治相结合的思路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想。     

论人权法律关系理论

法律关系理论具有普适性,也是分析和研究人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问题的工具性理论。人权法律关系,是由人权法规定的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来看,其权利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义务主体在公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国家,在私法领域主要表现为自然人和法人;人权法律关系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即义务主体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尊重、保护和实现等义务;人权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人的生命与健康、自由与尊严、幸福。     

论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人权是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道德观念上的权利。要把它变成现实,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礼法政治传统的国家里更需法律制度的推动。作为“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且有“动态宪法”之称的行政法在保护人权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权保障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权利救济等方面不断得以体现和落实,但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机制。     

检察官客观义务及其人权保障功能

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检察官协助法官发现真实、守护法律、维护公正的义务,其价值取向是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在立法中,检察官客观义务作为制度已成为国际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及中国均有相应的规范。在司法和执法中,检察官客观义务突显了人权保障功能,主要通过制约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客观公正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客观公正收集、审查证据等途径来实现。     

评维新派的“民权“说——兼析西方“人权“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戊戌维新派的“民权”说 ,是他们从变法角度出发 ,通过使“人”民族化、“契约”法纪化、“个人”集体化、“权利”义务化的方式 ,改造西方“人权”理论的产物。它有超越传统“民本”思想的一面 ,但由于他们据以改造西方“人权”理论的立场是新兴资产阶级立场 ,观点不成熟、方法不科学 ,所以改造也较多地体现了阶级局限性与非科学性     

试论罪犯的人权保障

“人权”口号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问世的。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启蒙到形成、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罪犯人权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既是同西方国家进行人权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 ,又是中国监狱行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罪犯人权的基本内容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既要注重权利内容的完善 ,更要注重其法定权利的实现     

实现人权价值的国家责任

国家是实现人权价值的责任主体。国家实现人权价值必须处理好三对关系,人权价值与公权利的关系、人权价值与私权利的关系、人权价值与公权力的关系。把国家实现人权价值当成处理这三对关系的实践过程,就能看到人权价值的有限实现形态、渐进实现形态、博弈实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从"四个意识""四个必胜""四个全面"出发,提出了实现人权价值的三大战略,解决了人权价值的实现理念问题、实现目标问题和实现路径问题。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轨迹探因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 ,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 ,它既具有回应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爱国品性 ,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属性。它的演变历程对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机 ,呈现出由钦羡到议论 ,由民主改良尝试到民主革命实践的阶段性和高潮起落。对民权的阐释亦由“人民权力”回归到“人民作主”的本来内涵 ,民权的外延由部分参政权延伸到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人权 ,最后出现了主权与人权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由于近代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紧迫性 ,使近代民权思想呈现出某种现实功利主义倾向 ,民权思想的演变规律因而呈现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议院———民权自外而内的特殊逻辑 ,民权思想出现了民主与民权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 ,最终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中国式民权思想 ,使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迂回曲折、持久缓慢     

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践的主要维度及相互关系

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践有两个主要维度,即宪政与民主政治。宪政的实质是以宪法来确定权力与权利博弈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度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权力与权利的权重有所不同。其宪政的特质也会有所不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民权,政党对民权的态度受其历史方位和价值观双重决定,因而其民主的理念应与时俱进。厘清宪政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分析新民主主义宪政复杂性的前提,是理解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践价值诉求和发展走向的基础,也是挖掘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践时代价值的关键,对解决中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一系列纠结问题具有重要的资政意义。     

论国际人权宪章对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

国际人权宪章是国际人权保护体系中最基本的人权文件,是现代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国际人权宪章既确认了基本人权,也确立了相关人权保护机构和制度.根据国际人权宪章设立的基本人权保护之执行机构主要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国际人权宪章确立的基本人权保护制度主要包括个人申诉制度、国家指控制度、国家报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