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12城市调查数据,对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现有孩子数目不满意,是两类育龄人群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祖辈支持、女方年龄、丈夫文化程度等,也都对他们是否想生育二孩有一定影响。但是,所生活的城市类型、夫妻的收入水平,与"双独、单独"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只对"双非"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提示,影响一孩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个人精力或祖辈支持,而是育龄夫妇内心所具有的生育需求。同时,对于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放到"全面二孩"背景中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据此,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等对策,以有效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育儿实践抑制再生育意愿的机制研究——以上海已育夫妻为例

自“全面二孩”政策开放以来，上海户籍人口中二孩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聚焦上海已生育的育龄夫妻，揭示抑制其再生育意愿的原因。研究发现，已生育家庭存在明显的密集型育儿实践。家长在育儿中投入大量经济、时间和精力成本，这三个维度或单独或捆绑作用于育龄群体，抑制其再生育意愿。母亲在教育实践领域付出大量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低于男性。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政策推进时应增加对家长需求侧的服务和支持，缓和密集型育儿趋势，提高夫妻再生育意愿。     

生计资本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向“全面二孩”政策转型视角

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转型,顺应了抑制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2016年流动人口的深度访谈资料,分析了生育政策转型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对其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在“单独二孩”政策还是“全面二孩”政策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促进二孩生育意愿;在物质资本方面,拥有住房反而弱化二孩生育意愿。因此,除了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之外,提升流动人口的生计能力,降低住房压力,是改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有效途径。     

城镇女性二孩生育与就业典型相关分析

为探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城镇20—44岁已生育一个孩子的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和就业的相互关系,呈现部分职业女性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运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在城镇职业女性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条件下,生育对减少收入的影响最大,对减少培训、提拔晋升与就业机会的影响次之,另有1/5的被访者为了工作而延迟二孩生育或不要二孩;反映生育与就业的典型变量具有显著关系,城镇职业女性的一孩怀孕、分娩、育婴越是对收入、提拔晋升和职业培训带来不利影响,越会降低二孩生育意愿,延迟二孩生育时间.为促进城镇女性生育就业协调兼顾,建议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加强执法检查,完善投诉举报机制,推广妇联组织协助政府促进女性公平就业的约谈机制,促进"全面两孩"政策和女性平等就业有效落实.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研究了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二孩政策背景下,房价收入比显著抑制了育龄人群生育意愿。通过工具变量方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房价收入比对未婚、主观幸福感低、租房和拥有一套住房、东部地区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房价收入比显著降低了育龄人群生育男孩的偏好。据此,政府应积极调控房地产市场、倡导新时代生育观、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控出生人口性别比。     

职业女性的生育二孩意愿--以上海市HP区楼宇就职女性为对象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HP区楼宇就职的白领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并对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成本、照料能力和福利水平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因素,职场发展机会、生育后的地位变化及生育相关福利保障机制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显著影响。据此,建议尝试建立弹性工作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女性职场提升,同时增加公共性育儿服务,以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为生育二孩者减轻后顾之忧。     

态度影响二孩生育吗?

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编制二孩生育态度问卷,在江苏省苏北地区SQ市和LY市县域内调查已育青年妇女,分析二孩生育态度对生育意愿、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态度项目中“生育二孩会诱发家庭矛盾”、“加重时间和精力负担”、“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均分均低于2.6。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二孩生育态度越积极（P<0.001）;学历为初中以下者生育态度明显消极（P=0.003）;全职妈妈的生育态度低于各类职员（P=0.006）。二孩生育意愿、行为与态度之间均存在非确定性因果关系（P<0.001）。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二孩生育宣传与教育,尽快制定二孩生育配套政策,尤其是妇女就业、医疗、婴幼儿带教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减轻青年妇女生育二孩的各方面压力。     

“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与家庭幸福感——从生育服务和托幼资源视角的观察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长期低生育水平已经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分析了生育服务、托幼资源、二孩生育等及其与育龄女性家庭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育龄女性对于医院生育服务的评价与其家庭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三岁以下子女的日常照料对育龄女性家庭幸福感影响显著,孩子主要由自己照顾时,29岁以下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孩子主要由托幼机构照料时,30³9岁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3039岁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30³9岁育龄女性是2016年生育二孩和已经怀孕即将生育二孩的突出人群,她们对优质生育服务和妇幼保健服务的需求强烈。研究建议:为充分挖掘"全面两孩"政策的生育促进作用,国家、政府和社会亟需为育龄女性特别是为高龄孕产妇家庭提供数量更充分和质量更优的生育服务和托幼资源。     

“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基本落地,但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实施的人口学后果仍持有不同观点。基于2014年湘潭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文章分析表明：（1）“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为48.8%,农村比城镇人口更想生二孩,单双独家庭比普通家庭更想生二孩;（2）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占比达到56.3%,次要原因是不想对孩子分心和工作事业太忙,分别占13.1%和10.2%;（3）若政策允许,又具有意愿,有明确生育行为的占32.1%,且生育时间安排呈梯次分布,“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敏感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未来,应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投入,更好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初衷,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强劲动力。     

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运用2016年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全面放开二孩背景下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并不高,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户口性质、社会保障、一孩性别、流动时间、住房属性和收入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为此,提出从加强公共资源的供给力度和推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80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以湖南省2013年流出人口为例

对80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进行Logistic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是否在城市长期居住”“流动时间”“住房属性”等因素对“80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结合全面放宽二孩新政,提出通过提高流动人口家庭收入,健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担子女养育成本,建立各项政策配套,加快发展现代医疗,来提高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     

意愿与行为：“生育主力”缘何不生

青年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其生育意愿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的高低。本文对湖南省260名年龄在18—35岁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三孩政策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发现青年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呈现“双低”,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全面三孩政策态度消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养成本高和生活压力大的现实困境直接导致“不敢生”的生育困境;在文化观念因素上传统生育观的让位和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想的兴起带来了“不想生”的新兴思潮。针对上述成因,从积极帮扶女性发展、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构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