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

60年的当代文学史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原因固然在于紧接着土改的合作化运动使渲染农民获得土地的欢乐已不合时宜,加之土改题材本身的难度,对于土改中的中农政策、暴力土改、基层干部不纯以及贫雇农路线等问题,作家们不可能背离党的文件精神以文艺形式来还原这一切,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作家在土改题材上遇到了如何描写暴力的美学问题.对土改暴力认真、深刻的反省始于"文革"以后的文学创作.虽不再有所谓土改题材,但对暴力的文学追究,必然绕不过土改的问题."文革"后出现的土改书写,文学与历史的意义已经截然分开.历史学者推断土改运动的是非功过,而文学创作则直逼人性,这就是艺术真实比历史真实更加长久的道理.     

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与赵树理、孙犁的独特性

解放区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内容与书写方式,与党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与运动进展相对应,呈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这特别表现在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描写方面。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土改书写,经历了从初期的政策宣传到后来强调揭示"本质"的演化轨迹。1950年秦兆阳《改造》被批评、作者被迫检讨喻示着此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成为唯一"合法"的叙事类型。反观赵树理和孙犁这一时期的土改书写,可以发现其在当时背景下的与众不同。     

李辉英与香港文学

吉林籍香港资深爱国作家李辉英，１９５０年秋赴港，至１９９１年在港去逝。在港４０年，一直勤奋写作，著作等身。在这４０年，他出版反映香港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有短篇小说３部，中篇小说９部，长篇小说２部。其中《四姊妹》是香港６０年代长篇小说中的佼佼之作。他还出版了“抗战三部曲”的后两部———《人间》、《前方》，得到曹聚仁先生的好评。李辉英还是香港优秀的散文家，《乡土集》中许多散文是中国当代散文中难得的美文。     

文学作为不休止的介入 ——论刘大任的左翼现代主义写作

从左翼与现代主义彼此嵌合的角度入手,梳理海外左翼作家刘大任的创作思想源流及其文学史脉络,思考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海外留学生保钓运动等重大事件对其文学生命的深远影响。刘大任描写1960年代台湾地区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精神境况的长篇小说《浮游群落》蕴含着“另一种《青春之歌》”的成长小说特质,其中对1950—1960年代左翼思想潜流的挖掘具有时代寓言的历史意义。此外,短篇小说《且林市果》与鲁迅《在酒楼上》的对读展露出二者在处理革命记忆问题上的异同,以及刘大任对“鲁迅左翼”传统的承继与开拓。     

当代澳大利亚长篇小说面面观

当代澳大利亚长篇小说,以其广阔的文学视野、形式多样的文学题材在澳洲文坛上流派纷呈、独树一帜。本文着重从澳大利亚长篇小说丰富多彩的文学题材上来纵览当代澳大利亚长篇小说的概貌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民国教育视阈下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从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民国教育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中,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是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作品。叶圣陶正是通过《倪焕之》对民国政治、民国教育以及在此历史大潮裹挟下的个人命运进行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展现了历史蜕变的艰难历程。在《倪焕之》这部小说中,叶圣陶在民国教育视阈下对女性困惑和代际冲突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不仅使其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文学魅力,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基本范式。无意于成为作家的叶圣陶,却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存在,其内在的缘由值得深入阐释。     

岂能翻土改斗争的案!——评《革命名义下的合法性集体暴力》

河北省的《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发表了《革命名义下的合法性集体暴力——土改文学中＂斗地主＂的群体心理分析》一文。该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翻身＂进行了毫无道理的声讨该文在＂内容摘要＂说：在土改中＂具有狂热氛围的斗争大会＂上,＂原本善良懦弱的农民成为激愤冲动的暴徒,     

从守望民间到激扬政治?--论汪曾祺与从维熙的“鸡鸭”叙事

1940至1950年代,汪曾祺和从维熙以“鸡鸭”养护者为题材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和《鸡鸭委员》。两位作者虽均围绕主人公的看鸡养鸭经历讲故事,但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仍表现出巨大差异：汪曾祺抒写二位“名家”散淡、风流与自在的人生情志,从维熙叙写“委员”翠枝儿在饲养鸡鸭时表现出的超乎年龄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汪曾祺重视发掘底层人物的力与美,从维熙更多遵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底层民间逐渐退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范畴。这源于后“荷花淀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导和中国新文学的民间叙事之对立。     

古丁和《一知半解集》

《一知半解集》是古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本杂文集,这本集子是评价古丁文学成就的重要依凭。在伪满14年的创作历程中,古丁先后操持过小说、诗歌、电影脚本等文体。文学成就殆无超过杂文者,包括他的获得"盛京文艺赏"的短篇小说集《奋飞》和"大东亚文学赏"的长篇小说《新生》。     

从乡土文学看新疆当代文学

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小说写作的主流也是以乡土小说为主。 “五四”以来至1979年,农村小说所构建的形象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对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有一个再确认的过程,曾经被否定的世界文学经典重新被认同。9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的《白鹿原》、《受活》、《白豆》、《秦腔》、《空山》等长篇小说,     

论李佩甫的土地书写

李佩甫以豫中平原为对象进行土地书写,其间贯穿了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今天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面对历史与现实,理性客观地反思各阶段土地制度的成败得失,其土地书写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性特征:1950-1970年代集体中的苦难与温情;1980年代变革中的困惑与不安;1990年代至今发展中的危机与忧虑。李佩甫的土地书写坚守人文主义文学立场,关注农民在土地制度中的地位、情感需求以及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主张以人为本考虑土地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从文学角度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抗战语境中的儿童书写——析萧红在重庆创作的三篇儿童题材短篇小说

抗战时期,萧红在陪都重庆创作了《孩子的讲演》《莲花池》和《山下》三篇儿童题材短篇小说。这三篇小说不仅在小说背景中展现了不同的区域性抗战语境,还巧妙地投入属于萧红个人特色的儿童书写。虽然较萧红其他小说作品来说不足甚多,但其中所蕴含的抗战语境与儿童话语,不仅体现了萧红以笔作为武器参与抗战生活的文学目的,也给重庆的抗战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源。以这三篇小说作为文本基础,从抗战背景与儿童书写的写作缘起、不同区域中战时儿童形象的塑造、个人经验与时代环境的汇聚与融合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幼苗在缝隙中生长——20世纪50年代爱情题材短篇小说价值再探

爱情是永恒的艺术主题。在20世纪50年代主流话语下,“爱情”这一主题在文学中的表现是那么艰难而又耐人寻味。爱情题材短篇小说既大胆地突破了当时的题材禁区,又以独特的视角对现实生活和文学自身的审美进行了干预,还通过对美好的人情、人性的张扬与人道主义的呼唤,以期对主体的寻觅与回归。     

贾平凹与新世纪文学的"底层"转向

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思潮中,贾平凹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中,他是对底层文学感兴趣的极少作家之一,同时在"底层文学"中他也具有特殊性,与"底层文学"中大多的中短篇小说不同,他的《秦腔》、《高兴》都是长篇小说。在关注底层的同时,他也在"民族形式"上进行探索。这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了不同于别人、也不同于自己以前创作的面貌,贾平凹的创作,既建构了底层的主体性,也建构着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池泽夏树《双头船》的空间释读

池泽夏树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双头船》是东日本大震灾题材的反思现实力作，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小说通过双头渡船“岛波8号”向“樱花号”“樱花半岛”和“樱花海上共和国”的空间演替着重对日本赈灾、生活重建和确定未来发展方向过程中的个人主体意识、国家社会责任、进路抉择等社会问题进行了思考，其反思现实、深省问题、面向未来的鲜明特征对于感怀无常、深掘创伤等日本地震题材文学书写传统的更新具有积极意义。     

“在地化”书写的疏漏——大陆版台湾文学史对1950年代台湾女性小说的叙述

大陆版台湾文学史对19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叙述存在不少问题,如:在官方词汇笼统概括下完全忽视或疏漏女性文学;个别作家之"点"多而总体状况之"面"少;较少吸收海外及台湾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多关注怀乡忆旧等牵涉家国意识的题材,而忽略关注台湾日常生活的"在地化"书写。这些问题必将影响学者们对这个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生态的构想与研究。学者们应减少性别偏见,以更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态度来撰写和修缮台湾文学史。     

《新中国60年辽宁文学精品大系》(9卷)面世

南辽宁省作家协会编定的《新中国60年辽宁文学精品大系》（9卷）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日前已面世。这一书系以体裁为主要划分依据，分为中长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新诗卷、诗词卷、散文卷、报告文学卷、儿童文学卷、文学评论卷、翻译文学卷。9卷共计约360万字。     

新历史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在不同时期皆因肩负着不同的历史启蒙使命,致其有着各自偏好的题材选择范围以及与之相应的叙述姿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大多采取以边缘姿态叙说历史中心的叙述姿态,这种叙述姿态一改之前历史小说相对单一、僵化的历史书写模式,偏离了原来小说所预设的既定轨道,无论是在题材选择上,还是在叙述姿态上都显示出自己的开放性、包容性与超越性。19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我们给出与以往中国文学所不同的答案。     

传统文学和新媒介的碰撞与新变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大众传媒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的文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表面看去,文学现象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一年一千部的长篇小说,还有数以万计的中、短篇小说,"80后"作家、网络写手、博客、网络小说风头正劲,不禁让人感叹当下文坛的热闹非凡.但细细想来,难免担忧,这种表象上的繁华是否会犹如泡沫般虚无而显得多少有些飘忽不定呢?深究进去,另一种声音又似乎在宣告文学的日趋边缘、文学温度的降低、人文精神的失落、价值观的混乱以及道德的滑坡、新媒介的发达导致文学书写的危机,等等.因此,需要尽力去察看,去读解,穿透海市蜃楼般的美景,抵达文学殿堂的真正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