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联”——批判“四人帮”否定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谬论

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下,以共产主义者鲁迅为主将,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怎样看待鲁迅与“左联”,以及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是我们与“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与茅盾:左翼"两大台柱"的联手与贡献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左翼“两大台柱”的鲁迅与茅盾,在联手批判“革命文学”初期创作理论,纠正“左倾”文学偏向,创办和支持进步文艺刊物,扩大左翼文化阵地,推动左翼文艺运动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挖掘分析鲁迅与茅盾联手推进左翼文艺事业的几个方面特点,对于全面、深入总结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有着重要意义。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1976-2000:鲁迅“向左转”问题的当代回应

“新时期”开始前后,鲁迅思想“转变”问题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随着对“改造国民性”等命题的重新评价或发掘,以及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日益重视,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讨论渐入冷寂。倒是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前提而对鲁迅思想价值评估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逐渐兴盛起来。在“祛左翼化”社会潜在思潮中,“褒胡贬鲁”和“守鲁贬胡(或不贬胡)”观点尖锐对立;与此同时,鲁迅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也被收入视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翼”价值的重新发现,也使对鲁迅遗产的评价处于更为复杂的格局中。     

"内敛了的希望"或"消失的''''萤火''''"——论左翼文化界1948年有关鲁迅"转变"问题的一次讨论

1948年,在沉寂了几年之后,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左翼文化界内部争论的焦点。胡风通过把《狂人日记》作为五四思想革命的起点,舒芜通过将鲁迅早年形成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生命意识,视为鲁迅的“基本认识”和“道路的路基”,皆暗示了鲁迅思想的一惯性和别样性,从而引发了激烈而严厉的批评,并“株连”到已故的鲁迅。虽然此后对“前期鲁迅”的批评再也没有如此激烈而严厉,但这场批评所包含的逻辑,却延伸到后来,导致鲁迅思想遗产的彻底偶像化和空洞化。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

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新民丛报》与《民报》、章太炎与《新世纪》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1930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     

鲁迅论左翼文坛的新人新作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①鲁迅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②这不仅高度评价了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著地位,而且明确地揭示出这场运动别于五四文学革命的阶级性质。从“五四”到“左翼”,鲁迅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别的姑且不说,仅就鲁迅对左翼新人的培育而言,就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鲁迅总是从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学事业着     

《春蚕》与左翼电影人的意识形态宣传策略

从电影生产的角度看,《春蚕》与电影人的左翼意识形态宣传策略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联系。影片以同名左翼小说《春蚕》为改编对象,其题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照应,且作者茅盾因《子夜》的出版备受认可,加上导演程步高实地考察养蚕过程,增强了电影的科学性和可观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房数量,从而扩大了宣传范围。在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夏衍有意地增强了革命话语色彩,以达到宣传左翼思想的目的。此外,左翼电影人还建立起电影的批评阵地,与刘呐鸥等人进行“软硬电影”笔战,更加扩大了《春蚕》的政治影响。     

试谈鲁迅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贡献

一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对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鲁迅定居上海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影小组,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领导下,曾在上海开展了颇有成就的左翼电影运动。当时,由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成立的“艺术剧社”,第一次喊出了建立中国的“普罗电影”的口号。在艺术剧社左翼文艺工作者涉足电影文化领域的同时,鲁迅也开始了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关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鲁迅从广州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意蕴

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可以发现,在论争中由冯雪峰拟稿的鲁迅的几篇文章中,冯雪峰与鲁迅二人所隐含的不同意指。这些文本既反映了冯雪峰由反“左”亦反“右”到反“左”而不提反“右”的策略性调整,同时也蕴含着鲁迅对于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的深层焦虑。这一焦虑集中在什么是左翼立场的问题上。鲁迅始终注意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鸣鞭主义”的愤怒抨击,强调将左翼运动中的“人民大众”立场作为其党派立场的最终指向。     

《红楼梦》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

现代主义文学具有杂揉化、“元小说”化、神话化、魔幻化、未完成性、象征性等多种特色,在内容上也表现为对人的命运以及人与他所处的生存环境之间乖谬关系的关注,这些特点在《红楼梦》中也有所体现。正如博尔赫斯能视韩愈为卡夫卡的先驱者、《获麟解》“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一样,我们也可视曹雪芹为现代派的先驱者,《红楼梦》“或多或少”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色。《红楼梦》与现代主义文学在“形式”“调子”和“思想”等方面都具有不少的“相似”之处。《红楼梦》对“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打破”是空前的！     

略谈鲁迅的《拿来主义》——兼论其现实意义

鲁讯的《拿来主义》这篇杂文写于1934年6月4日。这篇杂文不仅代表了鲁讯先生继承和建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而且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本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大规模地实行反革命军事“围缫”的同时,还对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进行疯狂地反革命文化“围缫”,大批文艺工作者被杀被逮,一些进步文艺也被封禁,随之而起的是种种错误思潮的泛滥:保守成规的封建复古主义,卖国求荣的“全盘西化”思想等等,文艺界一片狼藉。鲁迅在《从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与运命》一文中揭露了民族主义文学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奴才”和“鹰犬”的反动本质,指出国     

鲁迅台湾接受史论纲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被引介到台湾文坛,到三四十年代,台湾成为鲁迅在东亚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左翼战士”的鲁迅形象逐渐生成.光复初期两岸文化汇流,两岸知识分子共同掀起台湾文化史上罕见的“鲁迅风潮”.此后,绵延贯穿整个“戒严”期的“反鲁论述”,与同时期向海外发展出的自由人文主义者的鲁迅研究、向“地下”发展出的左翼知识青年阅读鲁迅的潜流一起组成“戒严”期台湾鲁迅接受的三色光谱.“解严”后,形态各异的鲁迅著作及中国大陆、香港等地的鲁迅研究成果相继在台湾公开出版;学术界也开始对鲁迅进行学理性的研究与讨论,台湾鲁迅研究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得到了推进,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指引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讲演——重读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标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对作家的思想建设、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远大目标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表现了鲁迅对于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构想。《意见》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三十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历史原因

本文是作者《左翼青年作家创作论稿》中的一章。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形成的左翼青年作家群,是左翼文学运动中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支文学新军。他们的兴起和发展,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怀,以及青年作家们自身的生活积累、艺术索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即从上述诸方面论述了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原因,及其对三十年代文坛产生的积极影响。     

指引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讲演——重读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标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对作家的思想建设、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远大目标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表现了鲁迅对于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构想.《意见》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谈《子夜》的开头与结尾

二十年代末,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就革命文学展开过一场热烈的争论。鲁迅主张“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①这个意见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当时,一些高喊“革命文学”口号的同志,由于只强调了“革命性”,所以把攻击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鲁迅、茅盾、叶绍钧等“五四”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的作家。茅盾这时还在日本,1930年初回国后,投身左翼文艺运动,潜心于长篇《子夜》的构思和创作之中,1933年他“四顾无人的霍地一声,把重鼎举起来了。”②五十年代来的实践证明,《子夜》不仅是成功地表现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力作,也是在艺术技巧上成就较高的作品。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总结。     

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纠缠

《对马》是左翼提倡“国防文学”时备受称颂的一部作品,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它主要是苏联国家意识的张扬。然而,很多左翼作家、理论家有意无意忽略《对马》中的苏联殖民话语,转而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民族主义观,与此同时,对《对马》的解读,折射出党团组织介入文学的尝试。因此围绕着《对马》及其所引出的“国防文学”,左翼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并和国民党文人在民族话语上展开了争夺。对《对马》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分析,可以看出左翼文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在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上的复杂纠缠。     

由左翼文学而引起的思考

关于重新审视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经验教训,本文并没有直接阐释,而是从左翼作家中的最重要的一位人物鲁迅的个人体验中来进行考察和探讨的。这里所说的“个人体验”,首先注重的就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以史料来说话、以最客观的事实来作结论。文章内含有两个部分,即以新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这两个时期来进行分析和互相观照。前一部分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分析了《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陈独秀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及胡适之间的关系,由此而认识到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属于文艺复兴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并不宜纳入纯粹的政治斗争的范畴之中。文章后一部分,从“左联”的建立直到解散始终存在内耗甚至是残酷斗争的危机这一事实来进行分析,说明了:作为一个政党外围组织性质的文学团体,它其实是没有承当文学革命与思想启蒙的任务的;因此,它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文学运动向前发展。     

说《长明灯》

《长明灯》在鲁迅的诸多小说中以艺术手法新颖、富于现代主义色彩著称,同时也标志着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李大钊同志就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工作者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你们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多多指导青年工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反馈信息,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人李大钊如此重视《长明灯》,并且把它与《狂人日记》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分析,指出这篇作品对于青年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这对我们分析这篇小说、理清“五四”以后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