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北魏法制建设

中国历史上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统治中国北方达百余年。北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加强法制建设,从而不仅巩固了北魏统治的长期稳定,而且为以后历代特别是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北魏的立法状况、法律内容及执法状况三部分探讨了北魏的法制建设     

大同北魏平城旅游开发研究

本文以历史文化为出发点,从北魏平城时期的遗迹———云冈石窟、北魏明堂、北魏永固陵等入手,研究大同北魏平城旅游开发。提出了以云冈石窟为主体构建北魏平城文化旅游体系;开发永固陵景区、设立北魏文化博物馆,丰富北魏平城文化旅游体系;完善北魏明堂遗址公园的配套设施,提高北魏平城文化旅游的品位;组合资源以突显北魏平城文化旅游的整体格局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政治文化变革中的民族性问题--读《太和十五年》

以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亲政为标志的北魏政治文化变革,其实质是民族性的问题。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最高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北魏的政治文化变革在推行汉文化变革的同时,放弃了自己的鲜卑民族文化。其深刻的变革导致了本民族成员的反对,导致了北魏国家的灭亡。因此,政治文化的变革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     

北魏“停年格”述论

北魏后期,吏部尚书崔亮在选官过程中奏立“停年格”,不问士之贤愚,唯以年劳资历取人。此制是北魏选官史上的重大变化,对共进行深入探讨,实属研究北魏政治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试作简要论述,以求教正。     

“昙曜五窟”与帝都文化

＂昙曜五窟＂是北魏王朝皇家石窟营造的开始,也是云冈石窟艺术的代表。它蕴涵了平城帝都文化的精髓,全面展示了北魏帝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底蕴,是北魏帝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昙曜五窟＂在理念上与大同城市文化相通,成为今日大同城市文化的名片。     

区域文化交流与北魏汉化新境界——以文明太后的文化功绩为中心

北朝前期,由于地理分布、族群定位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北魏与十六国在汉化进程上差异显著,构成了两大异质文化区域。政治统一完成后,在历史因素和现实利害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融合依然迟滞。作为北燕王室后裔的文明太后,依凭故国人脉和特殊机缘,最终掌控了北魏政权,实现了最高统治者文化身份的置换,改变了统治阶层中主张汉化与反汉化力量的对比。她一改以往以拓跋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政策,打破了北魏与原十六国、北魏与南朝这两对异质文化区域之间的壁垒,促成了北魏汉化的新境界。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佛道信仰变迁

平城时期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文化碰撞与融合共存。在信仰文化上,北魏政权改变了原始的自然崇拜状态,转而尊崇代表当时主流信仰文化的佛道,故信仰文化的认同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步伐。佛道间的根源性差异、北魏上层的认同性取向等因素致使二者在北魏平城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的变迁,使得佛道信仰文化发展更趋于成熟。     

史记丹青——和林格尔两座壁画墓的比较研究

在和林格尔县发现的分别属于东汉和北魏时期的两座壁画墓,为东汉晚期到北魏早期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两座墓葬壁画所反映的主题、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关系,折射出从东汉晚期到北魏早期的文化特征、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的传承和变迁。     

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

北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从族源、国号、习俗等方面对北疆各族早期历史记忆进行整合与重构,建构拓跋鲜卑源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述体系,采用"代""魏"双国号并用的做法,实行兼容北土旧俗与中原礼制的国家祭祀礼仪,既积极融入中原文化,又尊重和珍视北疆各族对拓跋祖先、云代乡里和北土旧俗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体现了北魏统治者对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合。通过系列文化整合举措,北魏统治者增强了华夷各族对北魏政权的政治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为建构北魏的国家认同、巩固北魏统治奠定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中蕴含丰富的历史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殷文圭父子生卒年籍贯小考

北宋钱若水所修《宋太宗皇帝实录》中著录殷文圭父子之事迹,学界甚少注意,经本文查考比对,其所言具体而可信,个别讹误亦得到辨正。据之可推断出殷氏父子的生卒年、籍贯等信息,亦可对马氏《南唐书》、吴任臣《十国春秋》中殷氏父子的传记进行补爱护正。     

20世纪以来朱敦儒研究回顾

朱敦儒是南北宋之交的一位重要词人,历史上对其人其词研究稀少。20世纪以来是朱敦儒研究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此期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900-1949;1949-1980;1980年至今。建国前主要成就表现在校勘及新观点的确立上;建国三十年成就不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总体水平超越前两个时期。总结这些成就和不足将对未来的朱敦儒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华北伪政权史稿》评介

《华北伪政权史稿》是华北抗战史研究的新成果。该书的问世,填补了华北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苏轼贬谪生涯与北宋岭南文化

在贬谪岭南六年多的时间里，苏轼仍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岭南的佛道文化、旅游文化、饮食卫生文化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加以吸收、改造、传播或建设，既在逆境中调节了自己的身心，也传承了先贤的文化精神，成为北宋时期贬谪岭南造福岭南最著名的文化巨人。     

唐太宗在唐代诗人汉朝情结形成中的作用

唐太宗出于治国和使国家长治久安以传万世的需要 ,对汉朝历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 ;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他 ,又将自己的这种对汉朝人事的评价借助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 ,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武后时期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形成的诱因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夏衍剧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新解——夏衍剧作人物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在中国话剧史上,夏衍及其作品的存在是耐人寻味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新文学的重大题材和表现主题之一,在夏衍剧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得到其独特的关注.在平民知识分子形象身上倾注着他太多的心血和情感,也能经得起时光的考验,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出现与存在,奠定了夏衍的文学史地位.     

试析魏源在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贡献

魏源是我国19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他为救亡图存、抗敌御侮而致力于本国边疆地区的山川塞、地利情势、沿革掌故的考辨,以服务于现实的需要。魏源对于西北边疆地理沿革的考辨是与元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其《元史新编》在边疆史地的突出贡献莫过于对元代漠北、西域疆域版图的厘定。魏源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综合各书对中俄边界和俄罗斯问题详加考证、进行系统之研究的人。此外,魏源还对边疆地理沿革研究上应注意问题进行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简析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

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民族”概念问题、中国民族的来源、中国民族的分类、民族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其对近代民族史学的贡在于，一是促进了民族史学科的独立与繁荣，二是为后世树立了民族史学的指导思想，三是为近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路径，四是为近代民族史学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其民族史学的不足和缺陷在于汉族中心论取向及具体问题研究之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