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我国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利用的耦合协调分析

文章基于2016—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在熵权TOPSIS法评价我国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利用整体情况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运用相对发展度模型进一步探究耦合协调的发展类型。结果显示,我国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利用整体趋向协调发展;2020年15省达到一般协调并实现同步发展;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发展态势优于东西部地区,其耦合协调度指数五年平均增长量为0.095;东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平均水平为0.594,低于西部地区(0.679),东部地区资源配置超前现象严重,西部地区则存在严重的资源配置不足。应因地制宜进行调整,纠正资源错配,实现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协调发展。     

经济内循环视域下高技术产业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针对"十四五"强化经济内循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本文通过测算我国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发现:从全国来看,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不理想;从区域分布来看,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依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依次递减的空间形态;受国家区域调节政策影响,西部也有少数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超过东部地区的情况。根据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农业机械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价

农业机械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互促共进,但两者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区域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与特点。应用改进了的隶属度函数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1995年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1995—2010年中国农业机械化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性较好,但波动性明显,表现为4个明显的阶段,即1996—1997年为基本不协调发展时期,1998—2001年为基本协调发展时期,2002—2004年又处于基本不协调发展时期,2005—2010年再次处于基本协调发展时期。两系统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速度慢于经济的发展速度。从空间上看,中国各省区农业机械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存在明显的地带性差异。2010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协调发展度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呈现出东、中、西递减的态势。     

中国省域创新系统的协调度评价分析

科技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基于中国30个行政区域的静态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省域创新系统的协调度进行测度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创新系统的协调度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空间差异格局;但各省域创新系统也呈现出各自的比较优势.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9—2019年30省面板数据构建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核密度估计,系统探究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特征。研究表明:考察期内,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显著提升。从平均水平来看,东部最大,中部居中,西部最小。从水平的增速来看,西部最大,中部居中,东部最小。总体差距、区域内和区域间差距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距,其次是区域内差距,最后是超变密度。从三大区域内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最大,东部居中,中部最小。从其动态演进来看,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区域差距逐渐变小,西部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提升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缩小区域间差距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利用2012—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从全国整体以及东中西3大地区的角度考察二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及收敛性。研究运用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和收敛模型。研究发现,全国整体以及3大地区内部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提高,差距也在逐渐变小;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在整体上大于东部地区;3大地区内部尚未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极化特征,但从全国整体来看,耦合协调度的极化现象明显;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在空间上分布集中,较低水平的地区能受到高水平地区的辐射效应;全国整体和3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不存在σ收敛,全国整体、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存在β收敛,东部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因此,未来要继续重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完善区域发展机制,协调推进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基于区域差异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该文选用1978—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该阶段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作用程度上,西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基本建设支出对东部地区作用不明显,但是对中、西部地区较为明显;科教文卫支出对东部地区较为明显,中部地区不明显,西部地区负相关;社会保障支出对东部地区负相关,对中、西部地区不明显。因此,还需要从财政支出结构上加以调整。     

云南省丽江市农业生态系统协调度评价

以云南省丽江市农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根据农业生态系统特征将其划分为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子系统,建立了关于该农业系统协调度的评价指标范畴,从系统指标体系中选取了19个代表性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农业生态系统协调度在1998年-2007年间呈现上升趋势。1998年—2004年,系统呈现失调状态,协调等级在4级以下,2005年-2007年呈现弱度协调,协调等级为5级;系统的协调性主要受生态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的影响,在2004年之后,经济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度与社会子系统的协调度的绝对值之差减小,农业生态系统由失调状态向协调状态发展。由此可知,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是农业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核心。     

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该文通过选取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状况的16项指标因子,构建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综合效益、整体协同发展水平以及协调度,并对兵团"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05-2010年,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的协调等级;协调类型由早期的城镇化滞后逐渐转化为工业化滞后。同时,兵团各个师的城镇化与工业化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由预测结果可知,"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由弱协调状态上升到较协调状态。     

山东省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时空 协调发展研究

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提供经济支持与技术保障;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耦合协调模型的构建,对山东省17地市的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时空双维研究,并运用灰色关联模型进一步探索区域经济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结果表明,山东省各地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均处于耦合协调状态,但协调质量不高,主要集中于初级协调与中级协调阶段,总体表现为区域经济滞后状态;2006—2013年各地市耦合协调度变化差异较大,少数地市因经济系统对环境系统促进作用的不足而出现逆发展。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交通货运量、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个指标对区域经济影响相对较大。     

城市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及其与经济结构耦合关系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城市生态环境与经济结构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状态对城市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将城市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社会、医疗教育、垃圾处理、市政、能源和环境)与经济结构结合,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南昌市2007-2016年的协调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南昌市生态环境与经济结构由低度耦合向高度耦合转变,由不协调期过度到磨合期,由经济结构滞后型发展到生态环境滞后型;南昌市生态环境各指标与经济结构的耦合协调性差异较大,同时其综合测度值增长百分比按照反比例函数呈周期性变化。最后,讨论了南昌市生态环境与经济结构耦合协调性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如何确保城市生态环境与经济结构协同发展的优化模式。     

基于CMT技术的镀锌钢 铝合金板焊接变形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5年各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农业集聚序参量均呈现波动性变化趋势;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业集聚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各省份之间的耦合度存在明显差异,整体看,东部地区耦合度低于中西部地区;从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看,东部地区的协调水平也低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农业集聚,能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但东中西部地区需要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     

中部六省新型工业化水平特征分析及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采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对中部六省的新型工业化水平进行综合特征分析,结果显示:在工业化进程中,湖南在综合与经济效益方面、河南和安徽在信息化和科技含量方面、湖北和山西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变动与人力资源利用方面、江西在环境状况与能源消耗方面位于全国中上游水平。中部六省应从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培育城市群增长极四个方面加快中部区域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     

省际交界地带发展滞后的因由及路径探讨

我国省际交界地带经济发展滞后,已成为阻碍我国实现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省际交界地带的区域特征使边界协作变得难以实现;行政区划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省际交界地带区域合作;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及政府协调难以真正实现;文化维系力衰减,区域治理出现“碎片化”,成为我国省际交界地带发展滞后的主要因由.树立地缘观念,遵循省际边界地带地缘属性;发挥纵向国家协调力和发展横向主体间合作关系,实现省际边界跨政区区域协作和政府协调;进行集中扶贫新模式探索,以集中扶贫整合治理“碎片化”,应成为我国省际交界地带发展的现实路径.     

“郑洛三工业走廊”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

在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区域竞争加剧的转型发展期,"郑洛三工业走廊"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从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发展的角度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郑洛三工业走廊"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价值。该区域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战略要点在于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协同创新、产城融合和利益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发展与效益评价

针对1978-2008年我国东部10省(市)三次产业发展的状况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东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值,与全国产业调整关联度,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和协同系数,人均GDP增长率等指标,对我国东部地区改革开放30余年来产业发展及效益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从产业发展角度总结了东部地区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并揭示了目前仍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绿色化耦合协调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将长江经济带分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长三角地区进行对比研究.并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绿色化两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对新型城镇化与工业绿色化发展以及二者的互动耦合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时间维度层面,新型城镇化发展较快,但是在工业绿色化发展方面,总体发展缓慢,长江上游与中游地区甚至出现了倒退的情况,进而导致新型城镇化与工业绿色化两大系统在区域间的耦合协调情况差异显著;在空间维度方面,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工业绿色化,还是二者的协调状况,在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同时存在明显的差距,并且落后省市与领先省市的差距逐年扩大.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二者的协同关系,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滞后的耦合阶段、失衡阶段和发展迅速的协调阶段;就区域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耦合协调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驱动的初级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驱动的中级协调状态,西部地区处于乡村旅游驱动的勉强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政府扶持、资源禀赋是影响两大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