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辽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因

辽代是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契丹族建立的大辽政权,契丹族农业发展以辽代建国前后划分界线.辽代建国以前,虽然契丹族原始的粗放农业在迭刺部中就已出现,但主要的生活方式还是游牧生活.辽代建国后,由于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和汉族带来的先进的农业技术,使辽代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农业在辽代经济中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统治阶层、铁制农具、兴修水利和汉族知识分子对辽代农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辽代金州考

头下军州是契丹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历史文化,也是辽朝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历来深受专家学者的关注。辽代究竟有多少头下(军)州,至今学术界也未有定论。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证明辽代确实存在金州。通过对辽宁省北票市五间房镇土城西街村土城子屯的辽代城址的考证分析,认为土城村城址即是辽代的金州。     

义天与辽和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

义天是朝鲜高丽王朝的名僧,在朝鲜历史上有很大影响。他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佛学章疏目录《新编诸宗教藏总目》,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从中能了解到我国辽代的佛学著作和辽代佛教发展的状况。据此,可以揭开辽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的面纱,探寻辽、宋佛教发展的轨迹。义天与辽代僧俗频繁交往,对辽人著作的搜集、著录、雕印,使辽人著作传入宋朝、高丽和日本。这充分说明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是富有成效的,促进了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     

辽代法律及其特色

碑刻资料透漏出一些有关辽代法律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辽代法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碑刻所见辽代法律形式。碑刻所现辽代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刑名,罪名,科举考试,六条问事,土地法令,户籍管理,买卖与借贷关系,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碑刻所记辽代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员,可以补《辽史·百官志》之遗阙。碑刻所载辽代诉讼与审判情况,为研究辽代法律实施与执行提供了重要佐证。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得出辽代法律具有沿用唐宋,传承习惯;一国两制,南北二元;刑罚残酷,一罪数刑;民族歧视,同罪异论;注重执行,整饬吏治等方面的特点。     

辽代法律及其特色——基于碑刻资料透露出的法律信息

碑刻资料透漏出一些有关辽代法律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辽代法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碑刻所现辽代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刑名,罪名,科举考试,六条问事,土地法令,户籍管理,买卖与借贷关系,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碑刻所记辽代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员,可以补《辽史.百官志》之遗阙。碑刻所载辽代诉讼与审判情况,为研究辽代法律实施与执行提供了重要佐证。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得出辽代法律具有沿用唐宋,传承习惯;一国两制,南北二元;刑罚残酷,一罪数刑;民族歧视,同罪异论;注重执行,整饬吏治等方面的特点。     

辽代公主及其封赏制度

公主是辽代女性中的特殊阶层,拥有很多方面的特权。封赏制度则是公主特权的一种。这种制度不仅为她们提供了稳定而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对辽代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终辽一代,对公主的封赏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辽朝政权的更迭变化而变化。对辽代公主封赏制度的探讨,理清其发展变化,探求其影响,对研究辽代政治制度、经济生活以及妇女地位等问题都会有所增益。     

辽代公主及其封赏制度

公主是辽代女性中的特殊阶层,拥有很多方面的特权。封赏制度则是公主特权的一种。这种制度不仅为她们提供了稳定而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对辽代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终辽一代,对公主的封赏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辽朝政权的更迭变化而变化。对辽代公主封赏制度的探讨,理清其发展变化,探求其影响,对研究辽代政治制度、经济生活以及妇女地位等问题都会有所增益。     

从考古材料看道教在辽地的流传

契丹人崇佛,笃信萨满教,敬拜天地日月等神,这在辽代史籍中记载颇多。大量的考古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已为世人所熟知。唯道教在辽地的流布情况,辽史记载的较少,考古材料亦不多见,因而论者很少,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本文仅据所知的几件辽代道教文物,管窥辽代道教,谈一点祖浅的看法。一近几年来,辽代考古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有些文物对研究辽代道教颇有启示,下面试举几例。 (一)、1970年夏,赤峰市翁牛特旗发现的广德公辽墓,木棺上绘有青龙、白虎、朱     

辽代佛教供养行为考论

在辽代佛教信徒的信仰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供养行为。钩沉辽代考古实物资料和石刻文字资料发现,辽代佛教信徒所供养的对象为“佛”（诸佛造像、佛塔舍利）、“法”（各类佛经）、“僧”所谓之“三宝”;施供之物品种类繁多,但以香花灯烛及衣食等为主;供养人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分布于辽代社会各个阶层;供养模式,多为夫妻与子女等“合家”供养,亦有邑社众人集体供养者;供养人为表示对佛的虔诚,往往还绘、刻自己的形象,置于被供养对象侧旁;供养行为的终极目的,或为赎罪灭苦,或为祈福消灾。     

辽代金银器制作工艺探析

辽代金银器种类丰富,制作工艺也非常成熟。通过对辽代金银器制作工艺做分类介绍的同时,将辽代与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进行对比,探析辽代与唐代在金银器制作工艺上的关系。     

辽代饶州城址相关问题简

位于赤峰市林西县南部西拉沐沦河北岸的饶州是辽代为安置渤海国移民而设立的一个州．不但具有辽代一般州城的基本特点，而且民族特色十分鲜明，这体现在饶州的城镇布局以及发达的冶铁业等各个方面，本文对饶州城址的特点与功能进行归纳与总结，能够以点带面，对促进辽代中小型城址的深入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阜新辽墓壁画的特点与价值

阜新地区发现发掘了辽代契丹族壁画墓,主要有西山村辽墓壁画、辽许王壁画墓、黄家沟辽墓壁画、平顶山辽墓壁画、平安地辽墓壁画、关山萧和家族墓壁画、烧锅营子萧墓壁画、萧图古辞家族墓壁画、木头沟石板壁画墓、马家壁画墓、程沟辽墓壁画,为研究辽代契丹族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当今人们研究辽代社会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佐证。不仅反映了辽代丧葬习俗,而且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反映了辽代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揭示了契丹人汉化与辽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折射出契丹民族精神;展示了契丹民族的文化风貌。     

赤峰地区辽代瓷窑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辽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辽代陶瓷业发展过程中是集中原宋王朝的进口和影响发展的。近年来,通过契丹考古事业的发展特别在赤峰地区发现了大量辽代遗址和墓葬,出土了辽代一批精品,同时还在赤峰地区数十处发现辽代瓷窑遗址。主要有：猴头沟缸瓦窑;巴林左旗林东上京临潢府故城窑址;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南山窑址;东白音高洛屯辽瓷窑址。近年在辽墓和辽代遗址中出土大量的陶瓷器,给我们研究辽代瓷业发展不断增加新的资料。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戒牒

在应县木塔秘藏中有两件辽代印制戒牒,时间上与敦煌戒牒相衔接,均为菩萨戒牒,弥补了宋朝中期戒牒的空缺。由于辽朝制度多仿照唐宋,而宋代内地戒牒未有流传至今者,这两件戒牒不仅是研究辽代佛教史的实物,对于研究宋代戒牒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辽代壁画及其高仿作品

通过对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尤其是契丹族留下的灿烂历史文化遗产---壁画的研究、思考与模仿,开创了高仿辽代壁画这一独特的草原画派,丰富、发展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本文重点介绍了契丹人的墓室壁画和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主的辽代壁画,并且对高仿辽代壁画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有助于推动对契丹以及辽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

据《辽史·地理志》丰州条载,辽天德军与丰州同置一地,即都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而同卷“天德军”条又载,辽天德军的地理位置与唐天德军完全相同,都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期明安川一带。而据《辽史》所载,辽代并无二个天德军设置,所谓“天德军’即“天德军节度使”,辽代仅此一机构。那么,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笔者通过对辽初史料的稽查,核对与考证,有理由认为,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应与辽代丰州同治,因而,《地理志》“天德军”条,显系舛误。     

应县木塔《大乘杂宝藏经劝善文》变文浅析

1974年发现的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是继1899年敦煌文书发现之后,同类文物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其中有许多辽代僧人辑撰的经讲和俗讲,是研究辽代俗文学的珍贵资料。《大乘杂宝藏经劝善文》变文与敦煌莫高窟所出《维摩诘经变文》在形式和内容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特色。     

论朝阳南塔折射的辽代文化

朝阳南塔始建于辽代,是目前中国北方保留最完整的辽代砖石塔建筑之一。南塔的外部结构主要包括塔基、塔身、塔檐、塔刹四部分,南塔的建筑结构、形制特点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经济生活文化、艺术文化的重要参考。朝阳南塔体现了辽代上承隋唐、下启宋代的契丹民族在佛塔文化上的诸多特色,比如辽代的宗教文化特征以及建筑文化特征等,南塔的建筑形制和雕刻艺术的特点是学术界研究辽代同一类型佛塔以及辽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实证。     

略论辽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

以往对辽代行政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于中央而忽略地方,本文则着重论述了辽代地方行政制度。比较系统地论析了辽代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官吏设置、职权范围、隶属沿革及历史特点等。比较了州县制和部族制,审视了辽代地方行政制度与前代相关制度的异同,揭示了辽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渊源及民族特点,展现了辽代统治者为适应多民族、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历史条件而推行的“一国两治”政策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的实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