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唐与新罗的关系在唐朝对外关系中地位突出,然迄今尚未见专文论述。本文拟作些探讨,以求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 §1 唐王朝处理与新罗关系的政治策略 1.1 由持平到扶植新罗抑攘高丽和百济 隋唐时期,高丽、百济、新罗,在今朝鲜半岛鼎足相对。其中新罗一向同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往来,接受汉民族文化较早,号称“君子之国”。李渊建唐伊始,为创造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冀求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能“永敦邻好,各保疆场”(《旧唐书》卷199《高丽传》),並倾心于唐,便在此三国间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治策略。武德七年(624年)二月,分别册封高丽王建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中古朝鲜诗人崔致远汉诗艺术成就

古代朝鲜一度形成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局面。7世纪中叶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大部，形成新罗最盛时期，向9世纪则渐衰，至935年即为王建高丽所取代。新罗时期与唐王朝联系密切，入唐留学生甚众，其中崔致远汉诗写作取得重要成就，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有极高地位。     

中国佛教圣地普陀山与新罗礁

新罗礁是浙江普陀山岛"观音跳"前海域上的一小块暗礁,它涉及到不肯去观音院的建立和东亚三国之间的关系.有关新罗礁和不肯去观音院所供奉的观音菩萨像的来历,过去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与日本和尚慧锷有关.近来,韩国一些学者提出不同观点,指出它们应该与新罗商人有关.事实上,仔细考察有关纪录和说法,将这两者认为是基于同一事件,即持新罗商人和日本和尚慧锷同一说,则更具有说服力.     

论高丽王朝对唐代流刑的变通

高丽王朝虽然模仿唐律创制了自己的法典,但在实际执行中对唐制多有变通.以流刑的适用而言,首先,高丽王朝把流刑和自己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了"配岛"刑的刑罚体系;同时,从高丽中期开始,还出现了将流人罚为贱役、贱民的做法.其次,在高丽,与流刑同时适用的还有另外一套与流刑性质相近但为其所固有的刑罚体系--"归乡刑"和"充常户刑".这种变通实由多种因素所决定,首先是自然地理环境及与之相关的政策使然,其次是由社会结构及与此相伴随的身份制度所决定.     

“长吉图”地区与古代东亚各国的交往

"长吉图"地处东北亚区域中心.这一地区历史悠久,先后有肃慎、沃沮、夫余、高句丽、靺鞨、女真、满族等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并先后建立夫余、高句丽、渤海、辽、金、元、后金(清)等政权.这些民族和政权与陆地相连的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李氏朝鲜和隔海相望的日本有着频繁的友好交往.这种友好交往无疑对今天"长吉图"开发开放有所裨益.     

普陀山高丽道头遗址重现

唐宋以来大批高丽使者、商贾、佛教信徙来访中国途中,在普陀山高丽道头一带候风,并登岸前往宝陀寺祈祷航海平安。为寻找高丽道头遗址,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进行4个多月调查,认定遗址在普陀山西南司基湾。这里明代以前是一大海湾,历代相继修筑了5条海塘,遂成陆地。古高丽道头位于“司基湾”北端观音洞下,后来筑塘时被覆盖。     

张苍水《月夜重登普陀山二首》“重”字考析

《四明丛书.张苍水集》(四明本)的《月夜重登普陀山二首》,标题中有"重"字,意味着张苍水曾经两次登上普陀山。而1934年广东黄晦闻、邓秋牧编校之国学保存会刻本《张苍水集》(国学本)则无"重"字,意指"初登"。经笔者考析,当以国学本为是。     

朝鲜半岛和扬州的交通

序言朝鲜半岛和扬州的交通,迟至我国隋唐之际(公元七世纪),即已通过海上通道的北路直航了。其时,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即北部的高句丽,南部的百济、新罗。特别是后来的新罗,与我国山东半岛上的登州,隔海相望。由于高句丽的横阻,新罗没有可能道经高丽,沿陆上通道来华,唯一的办法,即是运用海上交通往来。     

高丽谛观与吴越佛教天台宗

高丽谛观在中国天台宗急需散失的教籍来寻求自身发展的情况下,应吴越王之请,高丽王之派遣而携带天台教籍来华。谛观入宋,一方面其所带来的教籍填补了中国天台宗所缺失的教籍,从而使中国天台宗得以复兴;另一方面,谛观又据智顗的《华经玄义》著述了《天台四教仪》,为天台宗僧提供了宗派入门书。可以说,谛观为吴越与高丽之间的佛教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三国史记》列传中的女性形象——兼谈金富轼的女性观

高丽时期金富轼编撰的《三国史记》列传中不仅记载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宿将、名臣、文人、逆臣,还极为难得地出现了一些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尽管所体现的类型不同,但都是基于儒家道德规范而凝练成的典范,其身上蕴含着浓厚的时代教化意义,并进一步反映了金富轼的女性观。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真理问题上的“客观”与“主观”辨析

客观真理论与相关哲学原理相冲突,不能合理地说明意识论、真理论与谬误论之间的关系,造成哲学体系内在的矛盾。真理问题具有厚重的人学意蕴和坚实的人性根据,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属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真理,人的本质怎样,真理的本质就怎样,真理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矛盾人”论——兼谈“斯密悖论”

“斯密悖论”至今仍没有得以解决；“矛盾人”观点在探讨人自身矛盾显著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方法论缺陷；通过对人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牲、善与恶、义与利等具体矛盾形式的分析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因，并试图以“矛盾人”解答所谓的“斯密悖论”。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关于"DV时代"的思考

DV的问世不仅降低了影像制作成本,也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便利,为影像话语权的下移提供了基础性条件.DV使专业影像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和自由度,把"新浪潮"倡导的"作者电影"变成了真正的全球化的现实.DV的普及,将打破影像领域的贵族化传统,重新确立其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DV改变了原有的影像格局,使影像文化呈现出多种色彩交相辉映的态势,而"民间影像"往往"从最低的地方开始拍摄",普遍表现出对身边熟悉题材的关注.DV不仅带来了影像制作者、作品内容和传播途径的重大变化,也适应并进一步促成了影像受众的细分.由于数字视频设备的出现,胶片电影非实时的、单向传播的方式已被推进到了实时的、双向互动交流的方式.在经济多样化、政治民主化、教育大众化、艺术通俗化的时代大潮中,影像艺术的平民化也是历史的必然.     

"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关系的再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又一重要治国方略.怎样认识这一重要治国方略?其一,可以从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局限性;道德建设的特殊性、重要性;时代呼唤"以法"、"以德"治国等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其二,可以从"以法"、"以德"在治国上相辅相承,一是共同调节主要社会关系,具有一致性;二是分别调节一定社会关系,具有互补性等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民之父母》"(言午又)"字释读辨析

关于上博(二)《民之父母》9简“”字的释读,学术界颇有分歧,或释为“许”字繁文而读如字,或释为“许”字繁文而读为“语”,或释为“诗”字异构,或释为“辩”字异体,或疑为“语”字异体。文章辨析各家之说,断以己意,在较为详细的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当为“语”之异体字的结论。     

谈量词"个"与"位"

本文从量词"个"与"位"的使用规范入手,分析量词"个"与"位"的语义特征和使用范围的不同,以及产生这些区别的历史、文化因素和语言内部因素.     

略述儒学之"体"与"用"

孔门训勉学者,为学固须博学、慎思.究明学术之"体"外,尤当体现其"成德达材"之"用",进而,发挥其"经世济民"之功.是以,宋初胡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说.明末李二曲先生承胡氏之意,而谓:"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儒学不仅体大而思精,本末分明.其"务本尚德"之教化,旨在引领世人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明白而可行.儒家大道,亦广为后世运用,发挥于政治、教育、艺文、工商管理等方面.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学术之主流核心,亦成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层面最为广阔之学术思想.且直接影响于周边诸多国家,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更随华人之侨徙,而远播于世界各地.故而除论析儒学之"体"与"用"之大端,呼吁儒学同好,为学除当究明其"体"外,尤须体现、恢宏儒学之大"用",以成就"经世济民"之功.     

浅谈禅宗思想对枯山水庭园的影响

禅宗思想主张修习禅定,其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其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本文主要通过对枯山水庭园的重要景观构成元素砂、石景观及其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来阐述禅宗思想对枯山水庭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