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悲剧主人公性别差异成因透视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使原始女性崇拜意识保留下来,并以潜意识形态影响着中国人;西方上古历史的断代性使男性崇拜意识深入人心,并且与社会意识相一致,从而对西方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生成的源头。在男权社会里,中国的社会道德意识使中国女性遭受的不幸和毁灭多于男性,而掠夺性文化主导的西方社会使男性遭受更多的磨难,这构成了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的社会基础。中国剧作家地位低下,极易理解同情女子的悲苦,而西方的悲剧作家通常并非社会的“弃儿”,而是社会主导意识的代言人,这是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形成的关键。     

论莎士比亚的悲剧

莎士比亚几出著名的悲剧,都是借用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它又不同于他的历史剧,那么他的悲剧和历史剧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给以一个界说呢?匈牙利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卢卡契(1885——1971)称他的历史剧为“国王剧”,认为他的悲剧是脱离了“狭隘主义”以“高度集中的形式去刻划”“过渡危机时期的一些社会道德问题”,这些悲剧人物都是这一……时期最雄伟的历史典型”,他说这些悲剧是具有“更深刻更真实的历史性”。《哈悔业特》的主人公是一个王子,《李尔王》中的李尔王更是一个当权的国王,《麦克白》一剧的主要人物仍然是篡夺了王位的国王,这与历史剧有什么区别,按照卢卡契的说法,它们仍然是“国王剧”,使我们无由分辨。他把悲剧仍然局限在历史的范畴,     

中国悲剧的审美特征

中国悲剧具有与西方悲剧不同的独特的审美特征，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不但是历史正义的化身，而且在道德上是比较完美的。而悲剧冲突就不在悲剧人物身上展开，而在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之间展开。悲剧人物在对敌不懈斗争中达到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     

试析中西悲剧中的“文化性”

中西悲剧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本文试从人物特点和结局两方面，来分析中西悲剧中的“文化性”，并指出中西悲剧在不同的文化中产生，不是艺术的片段，而是历史的传承。     

试论妙玉──“红楼”裙钗中最为独特的一个

妙玉是《红楼梦》中最为独特的悲剧典型,此展示了世俗之外那半边世界里青年女子的悲剧命运,她与“红楼”众姐妹共同构筑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社会大悲剧。妙玉的存在,使“红楼”女子系列更为完整,使“红楼”悲剧更为深刻。本文从特殊的身份,矛盾重重的人物、存在意义三方面对妙玉这一人物作了些探讨。     

《金瓶梅》中一个多面体的文学形象──潘金莲悲剧命运成因探析

对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这一文学形象,人们过于习惯充当道德审判官的角色,一切有背于于人伦的“淫”都在严厉判决之列,而全然不顾封建时代造成“淫乱”的社会历史根源。对于这一多面体的复杂的文学形象,道德的简单评判难免带来审美的误区。所以,有必要调整一下视角和焦距,把“淫妇”还原成人来研究。有鉴于此,需从文化角度对其心理世界及造成这一人物悲剧命运的成因作一探究。      

“大肃反”与“文化大革命”

历史何其惊人相似,三十年代苏联发生了“大肃反”,六十年代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悲剧。痛定思痛,我们有必要认真回顾一下两国在不同时期所走过的相似弯路。本文拟对“大肃反”与“文化大革命”作一比较研究,以找出它们之所以酿成历史悲剧的共同因素,吸取教训,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对于“大肃反”与“文化大革命”,我们既不能笼统地认定“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又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哪一个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而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每一特殊的     

中西悲剧在悲剧冲突选择上的差异

中西悲剧最根本的不同就是选择悲剧人物和悲剧冲突的不同。中国悲剧的悲剧冲突主要表现在外在的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过程中,西方悲剧的悲剧冲突则主要表现在内在的人性善战胜人性恶的过程中。中西悲剧的悲剧冲突的解决却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它们都追求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因为中西悲剧的悲剧人物不同,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是完美的,所以中国悲剧是通过否定和拒绝邪恶势力来完成这个统一的,而西方悲剧的悲剧人物是有缺陷的,所以西方悲剧是通过否定人自身的缺陷和罪过来完成这个统一的。     

《史记》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以法家人物传记为例

本文运用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二元对立的理论,具体地分析和探讨了司马迁在评价法家人物时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性;并以道德评价对历史评价的部分吞并来作为法家人物悲剧命运色彩不浓的主要原因;进而剖析了造成二元对立的主体和客体因素.     

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历史”史观的基础上,肯定了法家人物在历史变革时期不可替代的作用;客观描述了法家人物固有的局限性;深刻剖析和批判了法家人物道德人格的缺陷。并依此对司马迁评价法家人物的矛盾说提出质疑。     

《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

《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典范化,其本质意义就在于作者为其注入了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从而体现孔夫子所提倡的《春秋》大义。由于历史观的不同,造成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叙事重点、细节选择、人物褒贬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把关羽塑造成一个体现《春秋》大义的忠义英雄,罗贯中大胆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以之强化和凸显关羽忠义品质。关羽的走麦城的悲剧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却是胜利者。关羽与曹魏的军事冲突转变成道德的冲突。这正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的集中反映。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释“德”

“德”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德”之本义为目直心正，引伸义为行为端方，后来定型于“品德”、“恩惠”等常用语义。“德”之文化意义及“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统治等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它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仁、义、礼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主干内容,＂仁＂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义＂是＂仁＂向具体道德行为转化的枢纽,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事时依据＂仁＂所做的应当、应为之判断,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礼＂是＂仁＂的制度化,它对于仁义具有节制、文饰和补充的作用。先秦儒家力图通过仁、义、礼的道德教化来成就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君子＂和＂圣人＂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重教化、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     

刘备的悲剧及其文化意义

《三国演史》中刘备这个人物形象，以及他的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值得认真分析。通过刘备的悲剧．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认识到中国传统儒家“仁义”思想的局限性。     

道德实践的辩证意蕴

道德实践是人之为人独有的生命践履方式,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重要维度和内驱动力。人类道德践行的方式各有其异,与西方人多以对待自然之方法看待人事,故把“善、义、美”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而进行纯粹伦理规则之构建不同,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从始源处就奠定了“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美德伦理意向。如中国先贤从“性命天道相贯通”的生命觉悟而开出“践仁成圣”、“美善相乐”的道德实践进路。因此,需要从人类伦理实践辩证法的高度来重新理解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及其本然关系。     

论儒家道德价值至上性及其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

儒家认为，道德是人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具有至上性，主要表现为：人优越于其他物类在于有道德、道德价值高于生命价值、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道德价值高于力的价值等。儒家道德价值至上性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义利关系，重义轻利；著书立说，文以载道；立身行事，重名轻身；治国方略，重德轻法；研究路向，重道轻器。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以德治国先治家

文章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如果每个家庭的每一成员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那么所有家庭就必然都是社会的健康细胞 ,社会也必然是健康的社会。所以 ,以德治家是以德治国的重要基础。而以德治家者则应从孝敬父母 ,热爱亲人等最基本的修身功夫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