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及原因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跷板”模型的分析简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治理腐败问题,是制度反腐的必然之举、廉政建设的有力保障。但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过程中面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困境。本文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分析了部分政府官员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阻碍作用,并建立了“跷板”模型,结合博弈论,具体分析了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对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我国应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山西运城学院政法系教师、行政管理专业硕士黄静在《终端反腐———我国应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刍议》来稿中指出:国内外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实践为我们制定和实施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财产申报制度可以充分利用第二代IC卡公民电子身份证号码唯一终身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反腐的选择与策略

中国治理腐败中越反越腐的困境启示我们,有效治理腐败的关键是及早发现腐败。被世界各国誉为反腐利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发挥着他律和自律的双重功能,特别是能监测官员的财产变动情况,及时发现腐败。因此,走向制度反腐的中国应全面借鉴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却充满艰辛和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领导层,同时也存在着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因此,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既需要领导层的＂奥德赛精神＂,自己捆绑自己的手脚,也需要谨慎的策略选择。     

缺失与完善:我国财产申报受理与审查制度构建

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实施多年,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离反腐预期差距很大:制度反腐功能未充分发挥,制度建设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对财产申报审查不严或者缺乏审查是重大制度缺陷,而这一关键环节的缺失阻碍了整个制度反腐目的的实现。目前学界对财产申报受理和审查制度安排存在一定的争议,也存在一定的误区。我国财产申报受理和审查制度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和路向予以设计:尊重我国政体,按照我国政权组织形式的特点进行设计;就近受理和就近集中审查,受理机构与审查机构分开设置;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设置多层审查机制和委托审查方式。     

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立法对策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腐败现象在我国还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距离拐点还有一定的距离,还处于上升阶段。而具有"终端反腐"、"阳光法案"、"反腐利器"之美誉的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在我国在立法层面还没有确立下来,没有步入法制化的轨道。本文从八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立法对策。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立法研究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立法已被世界公认为最为有效的反腐方式, 也是法治反腐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卓有成效地实现法治反腐, 就必须尽快制定一部单行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 明确规定负有财产申报义务的公职人员的范围、申报的财产范围、申报审核程序及不依法申报应负的法律后果等基本内容, 并完善金融证券实名制、不动产登记制度等相关制度。     

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反腐败的“阳光立法”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 ,我国目前正进入反腐倡廉的关键时期 ,急需制定相应的财产申报制度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收支状况。本文重点从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依据、目前财产申报制度的缺陷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立法建议三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述     

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理据、缺失及构建

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有四重理据,即公务员财产申报契合其社会角色担当、彰显现代法治精神、体现公众知情权与公务员隐私权的博弈、因应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境遇.检视该制度在我国的演进,其倡响于民间而失声于政府,并面临诸多缺陷与阻力.构建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三个进路:在宪法框架内渐进推动该制度立法、完善该制度的基本架构及健全相关配套措施,以期获得制度治腐功效上的提升.     

“阳光法案”在我国权力监督中的作用

源于瑞典的“阳光法案”，也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公认为反腐利器，被很多国家借鉴。我国自1987年开始提出“阳光法案”以来，已有20多年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阳光法案”的难产。但财产公示制度是大势所向，虽困难重重，但在我国仍处于逐步推进中。本文将就“阳光法案”的兴起、对反腐的价值及在中国实施的进程、困境及出路展开论述。     

试论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构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举措,经历了雏形发展、实质采纳和破冰实施三个发展阶段,但因受缺乏官员的认同、相关法律保障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支持的影响,我国目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还不尽人意。为推进其建立与实施的进程,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增强官员对财产申报制度的认同;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为财产申报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促进财产申报制度的有效运行。     

论当前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主客体范围之完善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对于防治公务员腐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实施该制度并未将乡镇党政领导、特殊部门工作人员、军事机关工作人员等纳入申报主体范围,也未将大额债务、礼品馈赠、奢侈收藏品等纳入申报客体范围.这样的缺陷和不足阻碍着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该制度,必须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适当扩大主客体范围,从而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反腐体系.     

科学对待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功能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管理利益冲突的道德法律,其通过防止利益冲突间接实现预防腐败的作用,是反腐败的基础性的间接辅助措施。财产申报制度无法单独实现预防腐败作用,只有与其他反腐配套措施所形成的体制性全面监管体系才能发挥反腐倡廉的作用。由于其自身反腐败机制存在缺陷,非理性夸大其反腐败作用反而对治理腐败的事业和改革的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冲击,因此应当科学对待财产申报在反腐败制度体系中的功能。     

我国建立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实施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是一项世界公认的有效反腐手段。我国将公职人员的财产公开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且有可行性,应将其列入立法程序。我国在对公职人员财产公开进行制度设计时,应明确财产公开的主体、公开的范围、公开的程序、公开的救济、公开的阶段性要求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在认识上将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事关“亡党亡国”的高度,要求“老虎”、“苍蝇”一起打。党在实践上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制度和法律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更好地完善全方位反腐倡廉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更快回应人民的反腐败要求。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巡视制度,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发力,引起网民热议监督、纪委迅速回应查处等新方式,加速形成党内党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全方位联动反腐机制。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公务接待、公车改革等切实纠正“四风”,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加大对高级领导干部、责任缺失、失职渎职行为的查处力度等举措,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亮点。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行为机制研究——基于期望效用函数视角

文章从梳理我国国家层面对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和部分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出发,提出了未来完善财产申报制度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通过对官员在现有财产申报制度下的行为选择构建期望效用函数,即申报真实性选择、真实性投票检测、赦免政策下行为和审查部门跟踪调查四种行为的期望效用函数分析,推导出官员在我国现有财产申报制度下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策略。并基于期望效用函数的结论,提出制度推行时机在增大腐败惩治概率后方为成熟、面向社会公开财产申报结果、由纪检部门受理审查申报结果和加大违反财产申报规定处罚力度等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策略。     

建立全社会性的财产申报制度

我国目前施行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存在着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申报内容少、受理机构缺乏权威性等问题。在我国居民隐形收入比重高,而且腐败广泛性的现实背景下,扩大财产申报制度主体范围、建立全社会性的财产申报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建立全社会性财产申报制度应当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开始,逐步扩大到全体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申报内容及其公开程度要不断提高。实施财产申报制度还要有必要的技术、法律保证,同时,要加强申报资料的监督与管理,以防被不法之徒利用。     

浅谈刑事法治视野下的反腐败体系改革

新时期推进反腐败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和贯彻刑事法治的底线思维,树立刑事法治原则,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改革,在反腐败中贯彻依法治国原则,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反腐败工作体系的长效机制。在反腐败体系中应确立刑事法治的三项改革举措:一是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二是建立包括不动产查询制度在内的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三是加强反腐败法治体系的资源整合。     

略论教育民主

政治民主是教育民主的前提 ,教育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教育民主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双方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平等 ,前者是教育的主体 ,后者是认识的主体 ,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处理好教育民主关系 ,就必须处理好认知与认同、情感与沟通、服务与法治的关系 ,使教育民主真正服务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