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当代云南文山苗族通婚圈变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在历史时期,云南文山苗族一直有着自己特定的通婚圈,主要表现在通婚对象与通婚地域这两个方面。在通婚对象上,文山苗族一直坚持族群内婚优先的原则。在通婚地域方面,则通常限定在附近村寨。当代,文山苗族通婚圈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大。族内婚仍是个体择偶的优选项,但族际婚从开始的不被接受到现在已大量出现。通婚圈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发展出跨省、市乃至于跨国、跨洲的远距离婚姻。族际婚与跨地域远距离婚的大量增加,使得不同民族群体的生理性融合成为可能,并成为其他文化融合的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文山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从心理上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之一。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与分析

以大理周城白族村和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为例,从历史与结构两种视角分析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通婚圈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增强。随着现代国家进入,民族社会的通婚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村外通婚的逐步增多,其结构意义在于它恰如一种"文化齿轮"与"文化触须",将某一地域社会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的封闭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内部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交融日益加深并逐渐融为一体。     

民族地区财政扶贫绩效评价与路径优化 ——基于重庆市6个样本县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财政投入作为民族地区致富奔康的有力推手,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步实现民生福祉有重要作用.利用DEA-BCC模型与Malmquist指数,基于巩固脱贫成果的现实需求,以4个民族自治县及2个县的民族乡为研究样本,对重庆市6个样本县2008—2018年财政扶贫绩效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在静态评价方面,财政资金总体投入对样本县经济水平的相对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动态评价方面,产业、人力资本投资及公共服务等专项资金均能显著提升财政扶贫绩效.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新发展阶段,应扩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规模,探索构建扶贫资金稳定投入增长机制,优化民族地区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结构,设立专项基金促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统筹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云南"黄佤"婚恋习俗的传统与变迁

黄佤婚恋习俗十分独特,不同的人一生中将举办次数不同的婚礼.20世纪80年代以后,黄佤婚恋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交往的扩大发生了变迁.恋爱形式和通婚圈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婚礼仪式从繁琐向简单发展,通过对黄佤婚恋习俗变迁的分析发现其婚礼仪式的变化只停留在表面,婚恋习俗中的核心内涵仍然世代相传,婚俗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点.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高职财经类院校毕业生择业观念及价值取向调查——以安徽审计职业学院为例

文章以具有典型性的地方高职财经类院校——安徽审计职业学院的毕业生为样本,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来调查此类院校毕业生的择业观念及择业价值观取向的变化.通过调查发现,当代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择业观念和择业的价值取向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其改变的趋势是顺应人力资源市场和社会用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再一味地要求专业对口,限于资源有限,虽然没有能够将样本进一步扩大,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族际通婚研究: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从不通婚到在反对中的通婚,再到不反对通婚,这一变迁折射出川南苗族和汉族民族心理的演变过程。汉族对苗族的偏见与歧视,苗族对汉族的不信任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成为阻碍苗汉族际通婚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普及,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苗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平等的观念深入苗汉群众人心,苗族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川南苗汉族际通婚逐渐摆脱了历史的心理隔阂。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乡村遗产研究进展及趋势——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乡村遗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有关的话题也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运用CiteSpace软件,以2010—2023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的乡村遗产文献作为研究样本,对国际与国内乡村遗产的研究进展与热点演进趋势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时空特征上看,国际与国内乡村遗产研究发文量均呈上升态势,美国、德国、中国等国主导着乡村遗产研究的发展方向。从学科背景来看,国际乡村遗产研究分布在环境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呈现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国内乡村遗产研究基于文化学、建筑学、旅游学等学科基础,具有多学科的研究范式。在热点演进趋势方面,国际乡村遗产研究热点整体显示出“从顶层的政策制定到基层的社区参与、从乡村遗产保护衍生出乡村遗产旅游、从乡村遗产具象化为传统村落与农业景观”的研究趋势,国内乡村遗产研究热点演进总体呈现出“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复兴-文化自信-遗产活化利用-乡村振兴”的演变趋势。研究认为：未来乡村遗产研究要深刻认识乡村遗产保护和利用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对乡村遗产进行科学界定,从而...     

乡村建设的关键问题与实现进路——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启示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建设历经探索阶段、发展阶段与成熟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农村新型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显著;人居环境与美丽乡村仍有距离;生态文明建设还任重道远。在梳理总结浙江“千万工程”实践探索与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其对乡村建设实现进路的启示：一是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合力推进乡村建设;二是加强塑形铸魂总体谋划,分类推进乡村建设;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彰显特色,统筹推进乡村建设。     

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看贾平凹的心路历程

贾平凹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乡村文化是他最主要的写作资源。多少年来始终是一位"在路上"的作家,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漫长道路上。虽然贾平凹较早地走进了城市,但他走进城市时把心遗留在了乡村,只要他的身心相异的状态没有改变,他的精神实际上就仍处于"在路上"的流浪状态中。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的变化,也暗含着作者本人面对城市的思想变化和情感变化。是从乡村旧文人形象到底层农民工形象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贾平凹对乡村精神的体认发生了从精英到民间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家齐国治天下平方略实施初探

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村 ,乡村社会中的基本细胞是家庭 ,家庭的繁衍与互相之间的通婚 ,构成了中国社会一个稳固的网络。为了统治稳定 ,封建统治者就抓住了这个网络。在组织上 ,先秦推行宗法制度 ,魏晋盛行门阀制度 ,唐宋以后家族制度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提倡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制度 ,以此家庭作为乡村的楷模 ,以其家长作为乡村的管理者 ,以维护地方统治 ;二是在乡村中提倡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 ,以稳固家族制度。在理论上 ,《论语》首倡孝道 ,《大学》又将其发展成为“治国必先齐其家”的理论 ,经宋儒们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 ,使族权与政权紧密结合起来 ,从阶级斗争角度讲 ,形成了严密的封建统治网 ,但从稳定意义上讲 ,家族制度确实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代转型——基于G自治区H市的经验考察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正面临着现代转型需求。以G自治区H市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为研究样本,分析转型时期H市乡村人民调解工作回应民族地区"转化型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发展变化的特点及现实困结,提出新时代实现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代转型,应当从优化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组织构成、提升乡村人民调解员专业化水平、创新推进乡村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纠纷调解回访机制以及加强纠纷预防法治宣传等方面下功夫。     

“国家化”视角下政党整合乡村治理的建构理路与反思

如何解读现代国家建设的中国道路,需要梳理中国共产党整合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从中把握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化,将政党拉回到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走出当下基层治理研究迷思。由此反映到乡村治理结构上就是一个“国家化”整合过程,以政党为主导力量实现组织国家与组织社会的双向建构,并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纵观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历程展现出由一元到多元、由人治到法治、由集权到分权的总体发展趋势。再经历了革命化延续的全能主义时期、村民自治的行政化阶段,政党不断强化自身公共性、有效性、回应性使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党建引领、多元合作阶段,依然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自治与行政、分化与整合之间的紧张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