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分析

肯尼迪崇尚改革，他因此也要求巴列维国王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肯尼迪要求伊朗进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伊朗成为更有力的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而不是真诚的希望它最终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现代化国家。虽然肯尼迪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向伊朗施加改革压力最大的一位，但恰恰是在这一届政府时期，巴列维国王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伊朗的独裁统治地位。肯尼迪政府的对伊政策却对伊朗后来的伊斯兰革命起了推进作用。-     

20世纪伊朗两次革命之比较

伊朗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革命:1905年宪政革命和1979年伊斯兰革命。本文从革命的领导者、同盟军、中坚力量、指导思想以及革命时期的国家制度、军队情况等六个方面,对这两场革命进行了比较分析,分别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异同之处。通过对两场革命诸要素的比较,可以看出后者呈现出许多新的内容,这体现了两次革命之间七十多年伊朗社会发展进程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     

伊朗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伊斯兰革命

1978-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并不仅仅是由各种经济问题引发的。其革命的领导者之所以发动革命,是因为伊朗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来适应新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伊朗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最根本原因。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1979年，伊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世俗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神权政体，这一体制决定了伊朗外交的特殊性，实行“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影响了海湾地区甚至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随着伊朗政局的发展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一外交政策也已发生了变化。     

析法国革命不同于英国革命的两个显著特点

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不同的两个显著特点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结成联盟与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这两个特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法国特殊的社会状况决定的。这两个特点对法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依法国革命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英国革命，成为近代史上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政治现代化研究

1979年霍梅尼革命后,伊朗从一个亲西方、世俗的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从而对伊朗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治国理念不仅为当代伊朗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其发展设置了政治背景,是当代伊朗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的来源。1989年的宪法修订为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拉夫桑贾尼到哈塔米再到内贾德,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权更替在一定程度上是伊朗政权性质中政治与宗教因素的较量。如何找到宗教与政治的平衡点,将是伊朗政治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最大课题。     

伊朗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

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曾一度严重削弱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促进了伊朗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次改革由于在客观上超越了当时的国情而遭至失败,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伊朗苏非主义及其教团的历史演变

伊朗是伊斯兰苏非思想和苏非教团形成的重要地区,许多著名的苏非学者生活于此.波斯祆教文化为伊胡苏非思想的产生,为苏非主义从禁欲到神秘主义的转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伊朗处于伊斯兰统治的边缘地区,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苏非教团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蒙古人统治前后,诸多苏非教团产生,苏非道堂在各地修建起来.在伊朗历史上,苏非主义与什叶派的关系问题,以及苏非教团的地位和社会功能问题,引起了什叶派乌莱玛和教法学家的争论,这也证明了苏非主义在伊朗宗教生活中的生命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成逻辑探赜

“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丰富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始终高扬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需要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革命精神。对于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言，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未有穷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历史使命担当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理想与现实、资本与劳动、政府与市场、科技与社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都需要不断增强革命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坚定意志。     

电白探索党史教育新模式

2011年七一前夕,广东电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建成布展完毕,电白县委、政府在电白县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为纪念馆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该馆目前已成为对青少年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论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美国的影响

本文认为：美国通过第三次科技革命，成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迅速发展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成为世界典型的“后工业社会”和世界科技中心。     

回应革命与改革:土地制度变迁动力分析

回顾合作化时期中国土地制度的三次变迁,可以发现对革命与改革的回应构成了土地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革命与改革分别应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两大任务即国家政权建设和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土地制度变迁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革命与改革的既定目标。而以往从经济层面展开的土地制度变迁则缺乏对制度变迁政治动力和社会核心命题的关注,因此以往研究强调的制度不经济和低效率并不足以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从革命的世纪到去政治化的世纪,土地制度变迁始终绕不开政治命题的影响,所以要强调重返政治分析的土地制度研究。     

埃及教育世俗化的历史考察

由于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宗教教育在埃及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近代以来,伴随着埃及社会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埃及宗教教育不断经历着世俗化变革,另一方面,脱胎于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世俗教育在埃及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今天埃及宗教和世俗教育并存的格局。     

论世俗化时代的革命传奇剧

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采用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革命传奇影片和电视剧在新时期的嬗变轨迹.新时期世俗化语境中的革命传奇剧是为了满足了大众反抗或补偿庸常生活的审美需求而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的“人学思潮”和寓言化叙事阻断了传奇剧的复兴之路;新世纪以来,“后革命”语境下的革命传奇剧常常通过草莽、草根、女性、谍战、狙击等等因素的添加完成对于革命历史的传奇化想象.然而,传奇之“奇”是建立在对于世俗生活的不断超越和审美想象空间的不断拓展上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创新能力和对主流写作禁忌的有效突破.机械性复制是当下传奇剧创作最大的障碍.     

世俗思想的宗教化和宗教世界的世俗化

本文从哲学与精神文化的宏观视角考察了东方宗教及宗教史，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侧面剖析世俗思想宗教化和宗教世界世俗化的融合过程。其中对儒学与儒教作了重点辨析，综合介绍了各家的不同观点。作者认为：儒学作为世俗思想确在向宗教化发展，这是一种趋势。东方社会的两种系统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正在逐步靠拢、接轨，这或许证明东方的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     

信息革命：称谓及其历史地位

20世纪后半期的新技术革命，学术界对于其称谓和发展阶段有许多不同看法。本文综合各方观点认为，这场至今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应称为信息革命，它是近代以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可分为两个阶段：40～50年代的启动阶段和70年代以来的扩散阶段。70年代以来，现代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体现了信息革命的社会二重性。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毛泽东邓小平的独特思考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在后革命时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毛泽东认为：一个是以建设为主题的革命，即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则认为：一种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一种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革命重心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转移。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逐步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念，这是对传统革命观的超越与发展，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步。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时代意蕴与实践取向

深刻认识与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重大命题，首先要有效破题。破解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实践取向，聚焦新时代、新问题、新矛盾、新要求；必须结合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来深刻认识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当代意蕴，根据“四自”基本内涵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与时代要求；必须深刻认识两种性质、两种类型的社会革命，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新要求来深刻认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必须从“改造主体世界与改造客体世界”基本逻辑出发，以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事业相统一为基本分析范式，深刻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现实要求与实践机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协同发展的成功之道与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内外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等举措来推动社会革命；通过理论学习、打击贪腐、作风建设、增强本领等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了理论武装、历史使命、价值目标、治理主体、内政外交五个方面协同的有效路径，维护了政权稳定，促进了社会发展，对新时代协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价值。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的选举政治

选举政治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成为常态,具有史无前例的多元性、竞争性和民众参与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政治表现为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角逐,而派系政治尽管并非政党政治,毕竟包含政党政治的若干元素,代表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施政理念,在选举政治的框架内成为民众表达诉求和实现参与的政治平台;争夺选票无疑是不同政治派系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而民众参与决定着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政治天平的历史走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态包含宗教与世俗的双重元素,民众选举具有鲜明的世俗色彩,承载着共和制基础上的世俗政治实践;不同政治派系的竞选纲领大都内含着诸多的世俗元素,折射出常态化选举政治的世俗倾向。由于宪法规定之安拉主权与民众主权的双重法理原则,非民选机构与民选机构的长期并存,加之宪法监护委员会作为非民选机构对于选举政治的干预和影响,选举政治无疑存在诸多局限。然而,选举政治并非徒具虚名和流于形式,选举结果具有非操纵性和非确定性,不同政治派系在政坛的消长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和选民的意志,而选民的投票意向无疑是决定选举结果的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