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乡土小说的悲苦主题

作为当代著名的乡土作家,莫言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充满着对苦难和悲剧执着呈现。他不回避也不遮蔽乡土世界存在的一切苦难和悲剧性的生存状态,而是赤裸裸地执著于展示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各式困苦和悲凉,他以他的真诚和良知展示了一个相对真实的乡土世界。苦难和悲剧是莫言乡土小说始终不变的主题。     

莫言的民间狂欢世界

莫言的小说创作深受山东高密地区的民间故事、传说、口头文学、说唱戏曲的影响。莫言小说不仅在思想蕴含上体现出民间文学的狂欢化特质,而且在语言、结构、文本叙述层面上也体现出明显的狂欢化特征。在新时期文学中,莫言是当之无愧的民间文化的表现者和代言人。     

食物神圣化与莫言创作的乡土崇拜意识

莫言的创作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寓言。莫言所描述的是一个充满饥饿、疾苦而又无助的"农民世界",这个"农民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缩影。莫言研究应该回到莫言那里去,回到莫言创作的乡土性和农民性,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莫言的乡土化、中国化的研究思路。莫言研究的乡土化、中国化必须立足于20世纪中国"农民世界",切实关注农民的饥饿与疾苦,切实关注农民的无助与挣扎。莫言的创作是围绕着食物与土地的循环展开的,食物神圣化与乡土崇拜意识构成了莫言创作的生命基调。"红高粱"由食物圣化向植物图腾的转换,标志着莫言走出了自己童年时期的饥饿记忆,由现实的食物神圣走向精神的乡土崇拜。面对土地流失、食物异化和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莫言的创作揭示了乡土意识的危机与困境。     

从沉重到轻逸——论莫言作品中苦难叙事的变化

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节点,莫言前期与后期的创作在苦难叙事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在前期创作中,苦难是莫言小说的叙事动力,莫言常常深入小说人物内心深处,以富有现代性的表现方法进行细致的描绘与渲染,以突显苦难的强度以及人物形象内在的生命张力,从而使其作品拥有了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获诺奖之后的新作中,莫言有意淡化了苦难意识,在叙事中多采用传统文学的方式,作品的整体格调也由此变得轻逸平和。     

鳄鱼的“血地”温情与狂放幽默——莫言散文的故乡情结与恣肆反讽

莫言是狂放不羁的小说家,但是,其散文世界却相对规范。莫言的散文是五四以来的那种乡土抒情散文,以故乡、童年的乡土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带有一定的自传性。和小说相比,莫言散文固然也书写童年的苦难,然而,更主要的却是对故乡的眷恋,对亲情的归依,对童年欢乐的回味:本色、质朴、真挚。莫言的幽默小品是狂放性幽默,犀利而风趣,这是他的小说精神的外射。     

逃离与回归——论莫言的乡土情结

乡土情结是缠绕在人们潜意识深处的对故土的眷念之情,是人类寻找心灵归属的一种心态,对故土家园及童年的回望是作家实现心灵回归的一种途径。与众多乡土作家不同,对故乡爱恨交织的情绪构成了莫言乡土情结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丰富性。莫言的作品建构了独具特色的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空间,并在创作过程中一次次完成了精神返乡之旅。乡土情结既是莫言文学创作的源起,同时也促成了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风格的形成。     

神魔共舞的狂欢化叙事--《红高梁家族》中莫言的叙事特色

莫言的<红高梁家族>以其宽阔绚丽、天马行空、横溢恣肆震惊文坛.已往的批评者大都以神会的方式对其主题、语言、文化等层面进行解读,本文试图从叙事学入手,探究<红高梁家族>在叙事态度、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狂欢化这一特质,揭示莫言狂欢化叙事的内驱力,并略述这种叙事的意义.     

“动物性”本能书写与莫言的生命体验

人类的动物性是人与动物相通的一切属性,它是人类生命的基础,是生存的本然状态。动物性本能书写是莫言小说的重要特征,它在作品中表现为食的动物性回归、性的动物性张扬、感觉的动物性位移和人物变形为动物等文学形态。莫言将动物性书写纳入文学实践与自身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童年时代的饥饿与孤独经历是动物性书写的主要思想来源,荒诞年代对人类兽性的异化所造成的恐惧是动物性书写的直接体验,无形的礼教桎梏所带来的伤害使莫言痛心疾首。这些曾经的生活历程使莫言感受到历史的苦难、人性的复杂,从莫言生命的体验来考察其作品中的动物性书写对于理解莫言的创作尤为重要。     

论海勒的后现代狂欢——以《终了时刻》为例

狂欢化是巴赫金的一个重要概念。狂欢化即"复调",是语言的离心力量,是事物的"欢悦的相互依存性",是角度与表演,是对狂乱无序生活的加入,是无处不在的笑声。狂欢化在海勒的《终了时刻》中涉及的范围很广,它具体体现在世界经验的狂欢化,艺术思想的狂欢化和文学体裁的狂欢化三个方面。作者在作品中把狂欢化阐述为一种反制度,一种代表后现代主义本身的另类生活。     

“荒诞”状态下的生命书写——比较分析《鼠疫》和《红蝗》中的“荒诞”意识

本文对加谬的《鼠疫》和莫言的《红蝗》中的“荒诞“意识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非理性、语言的狂欢性以及美学追求的差异性的分析比较,来考察“荒诞“意义的价值。     

对话狂欢中的本土叙事——莫言小说《蛙》的巴赫金诗学解读

莫言的小说《蛙》通过人物之间不同思想意识的对应,通过狂欢式的戏仿在官方思想与民间意识之间、基本国策与基本人性之间、执法者的理性正义与超生者的悲剧命运之间构建了一个大型对话的平台;又通过人物内心自我意识的矛盾纠结构筑起微型对话的空间;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众生喧嚣的复调艺术世界。对话与狂欢的水乳交融表现了作品的民间文化基因,而作品对事件、人物及其不同思想意识都没有作出清晰的价值判断,又展现出对话与狂欢的敞开性、未完成性特点,作品因此在艺术上体现了复调小说的特有叙事风格,在思想上达到了历史反思与人性表现的统一。     

"荒诞"状态下的生命书写——比较分析《鼠疫》和《红蝗》中的"荒诞"意识

本文对加谬的<鼠疫>和莫言的<红蝗>中的"荒诞"意识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非理性、语言的狂欢性以及美学追求的差异性的分析比较,来考察"荒诞"意义的价值.     

经验与记忆:莫言小说创作的三重变奏

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底蕴建立在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乡土记忆之上。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是莫言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情结;从"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到"阶级成分论"的社会经验构成了莫言人生和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故乡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的避难所。莫言小说创作是其童年经验与成长记忆、家族经验与历史记忆、乡土经验与感情记忆的三重变奏。     

莫言的乡土记忆与文学能量

莫言因其作品"将梦幻般的现实主义与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相融合"而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形式上的对接。贫困饥饿而嗜书如命的早期生活经历,以乡土记忆的方式沉淀到莫言创作的心理结构之中,并促成其小说谱系茂盛的民族根系、浓烈的生命崇拜和拓新的先锋姿态。东方与西方汇通、古代与现代融合、民间与主流碰撞,构成莫言文学景观中独特的民族指纹和新锐的创新精神。辩证对待方兴未艾的"莫言热",不仅有助于莫言个人的自我超越,而且有利于维护和谐共进的总体文学生态。     

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美学方面的一个重大特色是狂欢化手法的使用.狂欢化文学是古希腊时期即已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经历了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变迁,在拉伯雷、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得到了发展,最后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地加以利用.无独有偶,法国的左拉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继承和发展了狂欢化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左拉小说的狂欢化手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人物和作者都平等地参与对话,让思想进行交锋;共时艺术的使用;大量的双声语.但两位作家的狂欢化手法又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产生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个性差异所导致的创作风格差异.     

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观照--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在二十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中,莫言可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莫言的乡土小说,从人类学的角度透视了中华民族的种性、族性和文化性,以小说的方式抒写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历史沧桑,并建构了"现代的我"和"原始的他"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从而给人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深厚的体悟和认知,亦表现了其乡土小说的独特审美视阈.     

福克纳和莫言作品的修辞动机解构

通过对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和莫言《生死疲劳》两部小说中"死亡"、"乡土"等因素的考察,试图置两位作家及其作品于肯尼思·伯克的修辞理论框架内来探讨,揭示出伯克的五元理论在与二者的碰撞中,对二者的动机的深度解读。     

乡土经验与世界文学——试论莫言与赫塔·米勒的文学创作的异同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中国作家莫言和德国作家赫塔·米勒都以自己的乡土经验为主要创作源泉,大力开掘各自故土负载的历史创伤和苦难记忆,借助彼此迥异而强度相似的美学想象,构建出了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文学空间.他们的乡土叙事无疑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批判,但其魅力所在却是对残酷历史境遇中人类存在体验的特殊美学表达,其中折射出了文学自身对现实压迫和精神困境的反抗力量.他们书写的乡土图景从内容到形式都瓦解了19、20世纪的浪漫想象和革命叙事,对立于以城市诗学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及现代美学,表现出对文明与野蛮交错的复杂人性的重新探问.在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学中,两位作家恰恰依仗经他们美学改造而意蕴深厚的乡土经验占有了特定的地位.     

民间记忆的历史触摸——莫言小说的叙事特点

莫言以叛逆的姿态从民间视角切入到当代文坛,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创作倾向与历史观念。他对尘世苦难的感受有着切身的体会;对善恶共存、美丑共生的现实世界有着不吐不快的披露;同时,又站在民间立场,对客观化的历史做出了主观化的处理。     

沉重的底色与狂欢的突围——从李佩甫《生命册》看河南作家的乡土叙事

沉重是河南文学的一种底色,它一方面把作品压向底层,压向乡土,获得了原初的动力与感动;另一方面,它又使人在逼仄的空间受到压抑而不得不反抗。于是,就出现了沉重之后的突变——狂欢,它成为作家和人物面对精神重压时的一个突破口,又是一种注定落败的突围。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就体现了乡土叙事的这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