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庄内部因素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及实现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村庄内部因素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通过山东省一个村庄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出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等村庄内部因素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特征.村委会、村小组、村民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级主体,但村民参与供给的主动性不够,村委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主性不足.中国的城乡关系变革会带来国家--村落基层组织--村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革,这些因素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须有良性的互动模式.     

公民参与和当下中国的治道变革

在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公民参与的主体类型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就决定了,公民参与的主体不但有参加选举政治的公民个体,更多的是无组织的"群体"(大学生、弱势群体以及网民)以及为实现特定利益而结成的"团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主体特征是由制度环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治行为方式决定的,可以分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公民参与,这些参与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公民参与既有影响政府的活动,也有为了直接维护参与者自身权益的活动,而有的政治性活动只是为了泄愤.根据公民参与所要实现的目的,公民参与的主体可以划分为"理想型公民参与主体"、"利益型公民参与主体"和"泄愤型公民参与主体".参与的形式有制度性参与与非制度参与.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政策转型与制度创新,并推进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与社会政治转型

政治参与模式是指构成政治参与的诱因、目标及实现方式等要素在互动作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行为类型.政治参与的目标和诱因决定着参与的具体形式和程度.本文根据参与主体的目标和行为诱因把政治参与模式划分为信念要求型、信念支持型、分配支持型和分配要求型.政治参与模式的类型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同时对社会政治发展又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期,同时存在分配要求型参与模式与信念要求型参与模式.因此,社会转型期将充满着不稳定的风险.通过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强化公民教育,将有助于降低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风险.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村民自治背景下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领袖经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民众认同成为确定村庄领袖、形成村庄权威的基本准则和最高标准,村庄领袖大致可以分为连任型村庄领袖与过客型村庄领袖两类.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主要依赖村庄治理环境和治理模式等外在性社会因素,以及财富、能力、人品、社会关系等内在性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是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特别是持久性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权威是一种"法理--魅力"型权威.     

从单向到双向的合作治理及实现路径

合作治理是我国政社合作的发展方向,但鲜有研究对合作治理的实践类型进行区分和讨论,导致合作治理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基于"汇丰社区伙伴计划"的案例,根据主体互动方向将合作治理分为单向合作和双向合作,运用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对合作治理中各主体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发现在双向合作中各参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逻辑可以共生互利。从单向合作向双向合作的转向需要进行开放型政府建设,以"去政治化"为前提,提高社会力量的自主性和能力,建立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双向选择机制,以包容性的制度设计统合多样化的参与主体。     

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特征与模式选择——以农村移风易俗为例

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是保障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一场持久攻坚战。乡村风俗礼仪异化、习俗变低俗的现象,是乡村文化空间治理失灵、资本转换方式扭曲、公序良俗式微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彻底整治农村陈规陋习,需要国家、社会和市场多种主体力量的协同合作与联合行动。从村民参与性和主体力量多元性的视角,可以将乡村文化治理划分为动员型模式、自治型模式、协同型模式和整合型模式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国家数字能力：数字革命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主要由国家秩序能力、国家赋权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构成。数字革命对于包括数字秩序能力、数字赋权能力与数字创新能力在内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自主性和嵌入性的评价体系,国家数字能力可区分为双强平衡型、国家强力型、社会灵活型、双重脆弱型四种类型。当前,加强国家数字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数字能力表现出社会灵活型的特征,主要通过平台型企业的委托治理以及激发社会大众的数字参与来实现数字领域的治理目标,因此也面临委托治理的危机。朝向双强平衡型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要注重自主性与嵌入性的动态平衡。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论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传统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作为,具有一定的弊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农村环境治理急需建立政府、市场、村民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这就需要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社会资本通过规范、关系网络和信任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从而弥补传统治理模式的真空,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为此,我们应当重视和发挥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四类典型模式的分析

在农村场域中嵌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对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地区在制度嵌入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按照制度推动原动力不同可将现有治理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村民自发型”“政企合作型”“多元共治型”四类。据此,在持续追踪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选取四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原动力截然不同的农村,对比剖析典型案例治理进程、技术路径、模式特征及治理经验,提炼出各行为主体深层次的行动逻辑。指出基层政府由因高位推动带来行政压力,被动推进转为追求个人政绩主动落实;村干部兼任三重身份承担多重责任;村民分类行为受综合激励链影响差异化遵循“四环节”逻辑;企业在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理性逐利,由此提出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借鉴的实践应针对参与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强化按需激励,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先进经验的有效推广和运用。     

权威与民主关系视野下的村治模式探索——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类型及效果分析

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的中心内容,其实质是在村级治理中实现村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然而,由于各地农村条件的巨大差异,再加上基层政府执法力度的不同,导致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类型和效果大不相同.本文根据村民自治发展的现状,把村民参与分为自主性、动员性、抗议性和鼓动性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参与类型的村治效果,提出了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模式.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村民参与问题研究——以河池市安宁社区为例

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水平会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本文以河池市首批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安宁社区为例,通过查阅文献、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调查研究安宁社区村民参与治理情况,总结安宁社区"党支部+理事会"模式的成功经验,并从完善外出务工经商者参与、提高村民参与意愿和能力、培养新的接人、拓宽村民参与渠道等提出建议。     

我国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的现状与改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参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推动主体和监督主体,加强其参政能力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多党合作治理优势,提升我国协商治理的水平,促进执政党科学民主决策。当前,我国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建设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资源配置失衡限制参政党参政能力的发挥与拓展,二是协商意识缺失消解参政党参与协商能力,三是角色定位偏差制约参政党社会服务功能,四是主体参与不足影响参政党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坚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强化协商意识,提升参政党参与协商能力;立足参政议政,增强参政党社会服务能力;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规则型自治：迈向2.0版本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发达或公共事务较多的地区，出现了以规自治、立规自治的现象，议事会、理事会的规则治理就是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主要源于经济发展、公共事务建设的内生需求，也源于国家制度改革创新及有情怀官员的外部引进和治理创新。规则型自治在经济发达且具有较多公共事务的地区能够持续地良好运行。规则型自治取决于规则的详细程度和规则执行的有效程度，两者的不同组合能够形成不同类型的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保障了村民参与自治的权利，为村民参与自治提供了渠道、机制，它使村民自治更具规范性、认同性和合法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则型自治可能会全面取代“价值型自治”和“条件型自治”。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我国旧村改造中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模式探析——以山东沈泉庄的改造实践为例

2006年以来,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旧村改造工程,由此引发了政府部门、投资开发者、旧村村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中国十大经济强村之一的山东省临沂市沈泉庄村,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镇化的一个典型,在村民对旧村改造存在较大意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没有强力推进改造工程,而是本着合作信任、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与村民平等协商,对旧村改造的拟建户型、安置方式和补偿标准进行改进,有效化解了村民顾虑,平稳推进改造工程。旧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在行为模式上以平等主体的自愿行为超越了政府过程的中心主义结构,构建起多元主体利益博弈平台,疏通利益表达渠道和参与路径,加大了村民在旧村改造中的话语权,可以有效缓解旧村改造中的利益冲突,促进和谐农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