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决策问责案例的质性分析

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作为连接前端决策程序和末端决策责任追究的中间环节,是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配套制度之一。当前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衔接不畅,导致决策后评估利用价值开发不足,决策问责缘由认定随意性强。基于对决策后评估的特征和决策问责要求的考察,发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在于决策后评估是增强决策问责精准性的制度工具,决策问责是贯彻决策后评估的强效驱动。运用扎根理论对多个决策问责案例进行分析可知,决策问责缘由包括决策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公平性,这四类缘由实质是决策正当性要求的精细划分。根据二者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决策问责的实证研究,可构建出"决策后评估-决策问责"互动模型。该模型显示: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关键在于决策后评估内容与决策问责缘由保持一致。因此,实现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的有效衔接,应当细化决策后评估的正当性要求,在对决策结果、程序、方案和执行监督的考察中评估决策是否坚持或实现了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和公平性要求。     

论立法民主参与中公众代表的代表性——以行政立法中的行政相对方为例

立法的民主参与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立法的广度与深度、参与的渠道和形式、参与的主动性和质量是立法民主化的标尺。中国公众参与立法的法制化始于《立法法》,但实践中公众参与立法的实际影响力和意见得以采纳并转化为立法的充分可靠性并没有保证,使得相对方参与地方立法陷入符号化的尴尬处境。公众特别是立法中的利益相关方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真正参与立法博弈是核心原因。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必须建立在多维视野之上,必须在观念和体制上承认利益的多样性、价值的多元性乃至民主的多维性。如何保证参与立法的公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科学确定公众的利益代表人是当前立法民主的关键。     

区级政府权力行使的公众评价机制建构——以长春市南关区为例

城市区级政府是我国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承担者,其权力行使常常直接面对公民,因此,区级政府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关系到普通民众对政府权力正当性评价。当前我国城市区级政府权力运行中存在程度不同的失范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运行机制没有落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原则。一些地方官员只唯上,行使权力只为领导满意,实际上,最能评价基层政府工作好坏的还有民众。长春市南关区多年积极探索,构建出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核心、以社区为平台的公众评价区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其运行中出现的诸多理论与现实间的悖论、制度初衷在实践中出现偏离的现象,也需要反思和完善。     

分权与地方治理:美洲经验的启示

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维持西方世界民主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的经验尤其能够表明这一点。分权运动历史悠久,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将地方政府发展作为分散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某种程度上,分权是为了更加民主的政治、更多的公民参与、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信息公开、问责制、发展公民权利、有保障的地方财政、民间组织的发展等,是建设和加强民主治理与地方治理的核心因素。     

和谐社会中社会舆论与司法的互动是正和博弈

在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中国,法律事件中的社会舆论,具有多元化的态势和全新的现代性特质。和谐社会中社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主要关系不仅不是冲突关系,反而是一种合作关系,即博弈论视角中的正和博弈关系。社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正和博弈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舆论监督并不会影响司法独立,反而是实现司法独立的重要保证。     

私人利益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欧洲大陆公法中“合法利益”概念简析

文章主要介绍了意大利行政法中的合法利益概念。从其理论基础、与主观权利之异同、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发展等角度阐释了合法利益概念的历史与现状。特别介绍了意大利宪法法院的几个著名判例对合法利益概念发展的影响。      

论烙印群体及其就业帮扶政策困境——以我国刑满释放人员为例

烙印群体作为一个被社会长期忽视的特殊群体，缺乏制度和公众给予的身份认同，接受了恢复性措施后，他们对于社会生活有着美好的回归需求。然而，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意愿却因其越轨历史被不断打压，长期生活在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之中，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问题。以刑满释放人员为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烙印群体，他们同样面对着不平等就业的现实。笔者对烙印群体的内涵及范畴做了具体的分析与界定，并试图以刑满释放人员为例阐述该群体在社会回归过程中面临的就业难题与帮扶困局，进而对困局的产生机理进行深入挖掘，提出以服务为目的社会政策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方向，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以及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代表遴选机制

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政府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取得一些进展,但不足之处相当突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需要在公众中遴选代表,但是代表遴选程序缺乏公开性与科学性,遴选的代表参与能力较弱、专业性不强,遴选的代表“政府化”倾向严重,代表遴选过程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完善公众参与代表的遴选机制,需要拓宽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渠道;健全参与代表的遴选制度;建立遴选代表的培养体制,提高遴选代表的参政能力;完善代表遴选的监督机制。只有立足于完善的代表遴选机制基础上的公众参与,才能满足公众的维权需求,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合理使用是诚信原则对著作权的限制

现代诚信原则在各国的立法当中不仅保留了形式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把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具体化为公平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等等,体现为实质意义上的诚信原则。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规则就是一个具体化的诚信原则,是合理使用规则的法理依据。用诚信原则解释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诚信原则指导下的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有效地平衡了使用者、权利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为法官对合理使用案件的司法裁量提供了准则,因此论证了合理使用是诚信原则对著作权施加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