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共同监管的多主体博弈

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政府监管部门、食品行业生产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要行动主体进行博弈分析,发现：政府与生产企业的“监管—被监管”关系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增强监管力度,促使生产企业规范生产,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而高昂的监管成本让政府不得不降低监管概率,从而为生产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选择提供了空间,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继续增强监管力度。此时,政府选择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监管的概率决定了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的演化稳定结果,影响了食品安全共同监管体系的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监管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成本以及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需要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中不断探索和明确。     

PPP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何以共生?——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研究

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设计不同共生情景及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多方共生需满足的条件。研究发现：PPP模式并非治理利器,而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政府监管对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多元主体共生至关重要。其中三方共生需以政府有效监管、降低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和让村民受益等条件为基础,通过惩罚机制可减少政府和社会资本违约行为,系统将锁定三方共生;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形下三方共生局面恒不成立;村民介入主要取决于其参与的净收益,与政府额外奖赏无关。基于此,提出以有效监管为重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以受益为核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治理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突破

政府作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牵头人,应承担起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职责与使命。通过实践考察发现,政府在治理农村集体经济中存在理念错位、方式失当、权限模糊、保障不足等多重困境,其困境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振兴政绩考核制度不完善、项目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权责不清、自治主体能力不足以及政府监管保障制度不健全和人员技术供给缺乏。因此,多元设置,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统筹互动,优化资源配置运作机制;协调内生,构建政府与自治主体有效协同机制;多维合力,健全监管制度和技术监管保障机制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预期制度模糊导致"规制过剩"与"规制匮乏"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系统不足导致依附性与独立性并存;强制性制度变迁职能错位导致监管过剩与监管不力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利益机制偏差导致"非营利性"和"利益驱动"并存。优化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基本思路是:确立政府与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为制度变迁奠定思想基础;完善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为制度变迁提供外部环境;加强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为制度变迁提供内部保障。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价值“释放”的新思路——基于成都和无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的比较

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的途径只有政府征收,这无疑束缚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章通过比较成都市和无锡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制度设计与实际效果,发现成都模式所采取的农民集体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引导和监管的方式,是还权赋能的做法,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模式中具有较强的优势,很好地解决了农村的发展问题。由此得出,在农村的后发增长路径中,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来释放农村土地价值是一种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创新提出建议:政府可考虑还权赋能,放弃对土地收益的垄断;政府与市场进行合理分工,加快农村发展的进度;加大土地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以农民集体推动为主,保护农民利益,进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机制等。     

农村宅基地使用监管动力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农村宅基地的使用监管政策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外部性溢出效应,对地方政府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激励,这与中央追求宅基地使用的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的政策目标相悖。要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对农村宅基地使用监管的动力,关键在于明确宅基地使用监管过程中的权责利关系,完善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和农村宅基地监管办法,重构地方政府的"成本—收益"函数,改变地方政府对农村宅基地的行政管理目标,以实现国土资源的集约利用。     

农民工求偿权问题研究

农民工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社会角色,正确处理农民工的求偿权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流动性强,带来了就业的不稳定性、盲目性和无保障性;农民工劳动条件较差;工伤事故、伤亡救治、赔偿抚恤、职业病预防救治问题频繁出现;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力度有限。因此,要做好全局性的思想指导工作,认真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问题;合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经验;明确农民工求偿权的法律主体地位;加强政府的监管职能。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初具规模,但与农村社会需求和发展相比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保险覆盖面小、水平偏低,基金储存面临风险、保值增值困难,缺乏法律保障、可操作性不强,资金筹集与使用渠道不畅。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结合当地农村现实社会经济条件,合理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积极、稳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农民的养老保险意识;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提供充足的基本保障基金。相关职能部门要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结构,加强基金监管力度,拓宽基金保值增值业务。在现阶段乃至以后较长时期内,家庭养老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土地仍是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实行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险相结合的养老模式为较好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研究综述

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农村食品安全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献分析发现,学者们对农村食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问题、成因、对策三个方面。农村食品安全的主要问题包括食源污染、生产不规范、流通环节隐患三个方面;影响农村食品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民购买力较低且缺乏食品安全意识、食品生产企业的利益驱动、政府监管不到位;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和对策主要包括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宣传力度、健全法律法规。如何通过加强政府监管、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农民食品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等来解决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将是学界研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与革新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是农村公共服务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普遍共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行政化供给、市场化供给和社会化供给三大类七种模式,各种模式的特色和应用领域各不相同。实践表明,政府本身的认识和能力已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成效的关键因素。由于各地农村的差异,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临以下困境:服务目标上,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目标;供给主体上,政府缺位、市场参与动力不足和社会组织不成熟;供给方式上,难以有效开展公私合作;供给机制上,难以协调公共性与逐利性。为摆脱困境,政府主导下公私合作是必然趋势,政府要兼顾公平与效率,规范自行行为、完善市场建设,处理好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与监管关系,注重引导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村镇两级是政策执行的直接推动者,也是政策效果自下而上反馈的第一个环节,这一反馈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政策监督的有效性。在发达地区富人治村的背景下,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性减弱,镇村两级的干部从偏闭合型关系向非闭合型关系转变。此外,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以联村干部等为主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基础,在镇村之间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等的难题;通过对联村干部进行目标责任考核,增加其推动政策落实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以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为基础的非闭合型乡村关系,这种乡村关系构成了政策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附地而生的困惑——农民遭遇现代化进程

城乡二元制在客观构成城乡之间的差异,走出农村的农民在城市谋生时并不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生存的根基,他们在心理和生活的归宿认识上仍然是"附地而生"的."附地而生"的形成原因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方面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们对于所介入的城市没有什么感情,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利益,不在乎自己的道德失范行为会给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进城后的民工在由于社群关系的缺失而丧失了来自于社群内部的人文关怀的同时,由于市民的公民心态没有成熟,进城的农民无法从市民那里获得必要的人文关怀.综合造成农民"附地而生"的原因,笔者提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体系.     

烟台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下)

面向 2 1世纪 ,在持续利用资源、发展持续农业和乡镇企业、建设各具特色的小城镇、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基础上 ,烟台市农村经济应选择可持续发展模式。其战略是 ,通过引入科学技术、拓宽投资渠道、加快信息网络化建设来提高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效率 ;在强化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努力实现公平的进程中不断调动管理者、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保障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农业主导型财政下的乡镇治理--以河南刘乡为例

对于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济的农村地区 ,乡镇财政的压力既推动了乡镇政权组织发展本地经济 ,同时也导致了乡镇政权组织加大财政提取力度 ,甚至为此不惜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 ,从而削弱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加剧了农村社会矛盾。要改善农业地区的乡镇治理状况 ,必须结合农业主导型乡镇财政的特点改革农村管理体制。     

列宁新经济政策对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

列宁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切，充分体现在其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之中。以史为鉴，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实的思想路线，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农村改革，提高生产力；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     

信息时代网络应用对农村中小学生的影响分析

我国已进入信息时代,网络信息用品逐渐在农村普及,但是,对于网络应用的监督与管理没有跟上网络用品发展的步伐。网络对农村中小学生的影响异常深刻,给他们带来学习、生活和娱乐便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净化农村网络环境,构建健康的生态网络环境势在必行。     

从制度伦理的视角窥探我国"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根源于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中背离了正义原则的制度缺陷。科学的制度安排是“三农”问题得以解决的基本前提。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进行科学的审视是一种必然。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废除城乡差别,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     

烟台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上)

面向 2 1世纪 ,在持续利用资源、发展持续农业和乡镇企业、建设各具特色的小城镇、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基础上 ,烟台市农村经济应选择可持续发展模式。其战略是 ,通过引入科学技术、拓宽投资渠道、加快信息网络化建设来提高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效率 ;在强化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努力实现公平的进程中不断调动管理者、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保障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和谐农村视阈中节庆体育发展路径——以湖南湘西Z镇和湘中Y镇为例

农村节庆体育作为农村文化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构建和谐农村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对湖南湘西Z镇和湘中Y镇农村节庆体育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节庆体育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障碍，并基于和谐农村视阈，提出了加大节庆体育宣传力度、健全农村节庆体育组织、丰富农村节庆体育内容、完善体育竞赛规则等发展节庆体育的路径。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