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上移: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及其非预期后果 ——基于山东省P县的调查

伴随农村垃圾增量及其环境污染影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治理农村垃圾的主导模式。这种垃圾治理模式是城乡一体化环境服务理念在乡村基层社区的地方化实践。它依托基层政府、物业公司与村庄三方合作机制,建构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垃圾处理系统,并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指向,也带来了乡村环境责任感消失、城市垃圾增量及集中处理的环境非正义、乡村社会分化与权力重构等一系列非预期后果。避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提升社区农民环境参与能力和环保意识、加强垃圾治理模式的乡村生活环境切合度以及提升垃圾处理体系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性。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模式及长效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关乎农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也是事关我国"生态宜居"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环境整治的第一要务。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农民自发治理、政府主导的"三级管理"到"第三方治理"的模式演进过程。以江西省为例,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呈现出参与主体明晰化、运作方式多样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制度建设体系化等特征,并初显成效。借鉴江西省经验,通过厘清参与主体的环保责任、激发第三方企业活力,鼓励农民参与治理,完善监管体系等方式,构建市场竞争机制—资金保障机制—监督管理机制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广和可持续发展。     

农村垃圾治理困境及其化解对策——以江西新余为例

农村垃圾治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我国农村垃圾治理问题长期未受到重视,导致农村地区垃圾污染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提升农村垃圾治理科学化水平。     

农村垃圾治理的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630个农户的调研数据

农户是农村垃圾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农户满意度可以直接反映农村垃圾治理的成效。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共630份问卷调查数据,用五点量表法测定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满意度,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农村垃圾治理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再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农户满意度主要受村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环境制度建设情况、农户个体特征和认知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该提高农村垃圾治理财政投入效率,改善基础设施;重视垃圾治理宣传与清洁评比制度的引导作用;农村垃圾治理政策应该由重点倾斜向普惠支持转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机制与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传统刚性管制治理向韧性治理转型，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在韧性治理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人居环境系统在生态资源、产业经济、治理结构、社会网络、基础设施、组织制度六个维度韧性的互动机制。当前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面临着生态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农业经营格局失衡、政府治理路径依赖、社会资本缺失萎缩、基础设施供给与管护不足、公共规则弱化失序等多重困境。加快实施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重点在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加强多元主体合作，引进高质量社会资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状的农民满意度分析——基于陕西省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区域比较视角

近年来,陕西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大部分地区的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并在设施项目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这成为制约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瓶颈。鉴于此,采用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法,选取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区域行政村38个,走访农户298户,通过收回的861份调查问卷来考查陕西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分析农民对现有环境基础设施满意度、获取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村民需求。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区域供水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状况存在较大差别;农民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整体满意度较低,处于不满意等级,但不同区域具体情况不同;不同区域农民对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的偏好存在明显差异。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应加大对相关设施的投资与建设力度,结合实际,有所侧重,补足短板,做好设施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满足农民需求,注重政策的协调作用,不断提高农民满意度。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环境问题及对策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农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亟待解决。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当前农村地区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现状,认为农村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乡镇企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4个方面,提出了整治农村环境污染、改善农村环境的对策: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提高农民环境保护及维权意识,加快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保技术的创新与研究。     

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环境对策

安徽省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不仅是农村"宜居"的前提,也是农民"兴业"与"文明"的载体。安徽省农村环保难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四重"、"四轻"的制度缺失。因此,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环境对策,必须以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从农民最想解决的垃圾、道路、农村绿化等环境问题入手,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农村环保队伍、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机制、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和促进农民环保自治等方面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整治措施——结合辽宁省西丰县情况分析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普遍面临乡镇企业效能低下、管理不善等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民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产生的农业污染、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和生活废水乱排放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相矛盾,同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其内在原因主要是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主体自觉性;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立法不足;人居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针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污染问题,结合辽宁省西丰县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更新理念、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健全环境立法,夯实制度基础;提高治理能力,掌握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主动权;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及参与度等措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期为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建设与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农村环境治理的中国语境与中国道路

农村环境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能否有效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不仅关系着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生活需要,也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推进和实现,更关系着农村社会稳定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一部分建制村的垃圾处理、厕所改造等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但农村环境治理也存在着治理目标不全面、治理主体不丰富、治理载体不匹配以及治理机制不健全诸多现实困境。新时代农村环境治理新实践应着眼于以下几点的建设和发展,即治理目标均衡化:生活污染、农业污染和工业污染都得到有效治理;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主导、企业引领、农民主体、村委协调、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协同参与;治理载体协同化:树立经济与农村环境协调发展的执政理念,健全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法规,强化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支撑;治理机制有效化:构建政府、企业、农民、村委、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合作治理农村环境的有效推进机制。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贵州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贵州农村的环境,包括生态和人文环境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破坏,实现贵州新农村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必须从问题发掘到对策构建进行深入研究。观念和认识的误区、农村环保法制建设滞后、农村环境建设不协调、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环境的破坏是贵州农村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应从关注具体的农村环保方案,从观念、宏观视角和农村整体环境治理入手,尤其要注重政策、法制和农民生活模式的构建和完善,才能建立起贵州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比较完整的对策体系。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的地方立法研究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合理规划城乡布局,统筹治理城乡环境治理立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地方环境治理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突出、立法能力不足、立法程序与宪法监督缺失等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立法过程中,必须协调行业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厘清中央与地方立法的权限,构建统筹城乡环境立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及相应的地方立法宪法监督制度.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透析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米袋子＂、＂菜篮子＂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既有农村经济发展不足、不当和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的经济根源,也有政府环境管理行为不当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影响的政治根源,还有农民价值取向和农民环境意识淡薄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     

当代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现象的成因及化解路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治理过程中依旧存在着政治冷漠现象,大大阻碍了当前我国农村的政治发展。在农民自治过程中消极地行使选举的权利、以敷衍态度参加村务民主管理和决策、对村干部的制约出现监督缺位、对自身政治参与权利的损害抱着无所谓态度等政治冷漠现象依然存在。然则政治参与民主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村庄利益驱动力太弱、农民个体素质不高、农民非理性政治参与造成农村治理过程中政治冷漠现象的发生。积极推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机制的完善、强化村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推进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建设、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文化建设和培养农民素质,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化解政治冷漠现象,进一步地为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农民中国梦的建设创造有效助推力。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基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调查,分析了生活垃圾对自然资源、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危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困境主要在于村民环保意识偏低,现行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农村卫生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针对"垃圾围村"的严峻现实,指出:为顺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必须发挥法律在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制度优势,进而提出了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农村居民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制度、发挥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作用、强化我国城乡环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法律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三农”发展转型、问题转变与治理转换——基于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比较分析

民族地区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对比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逐步实现了从"生存型农业、传统乡村、温饱生活"向"市场型农业、社区型农村、小康生活"的转型,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从"农业投入不足、农民普遍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转变为"农业生态退化、农民生计脆弱、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因此,政府应调整"三农"问题整体治理思路,实现农业生态退化问题合作治理、农民生计脆弱问题社会化治理和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问题法治化治理,全力推动民族地区"三农"现代化发展。     

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简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新的基础上,更有效实现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进一步明确统筹城乡发展的主体;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心工作置于农村赶超城市方面;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借助农业股份公司的核心力量实现农村公司化、农业企业化、农民市民化。     

“三权分置”还是“两权置换”?——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土地制度改革构想

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从长远看必须贯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意志。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来看,虽然"三权分置"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土地经营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土地权属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更加复杂化,也不能有效地推进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从历史正义和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农村土地的根本性质在于保障农民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那么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两权置换"的改革方案或许是更佳的选择,即可以使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置换社会保障权,用农村宅基地所属权益置换城市里的住宅权。这样不仅能够建立起有序的土地退出机制,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而且能够支持未来实现地租收益全民共享,真正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研究

目前在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却不断恶化：水体污染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乡镇企业污染加剧;小家庭作坊污染严重;畜禽养殖等农业活动的废弃物污染日益加重且综合利用率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日趋严重,成为新的污染源。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新路子。通过对相关地区的实地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和数据,首先分析了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继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