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区分为两种效应:一是财政支出直接影响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二是财政支出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水平进而影响环境质量的"间接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考虑了动态效应和内生性的GMM模型,综合考察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两种效应。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支出总量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但间接影响效应显著;财政支出抑制了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但却促进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雾霾天气下限制“两高一剩”行业财政支出政策研究

雾霾天气给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雾霾天气的产生与我国"两高一剩"行业联系紧密,存在着空间和产业上的一致性。通过国内30个省份2008~2014年的数据量化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政策对我国"两高一剩"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因此,为了达到控制工业污染物排放,减少雾霾发生,环境治理的目的,政府应通过转移支付、绿色采购、清洁能源补贴等财政支出手段倒逼企业节能减排。     

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地方财政支出在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地方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利用省际面板数据(Panel Data)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地方财政支出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     

财政支出政策效应的时变参数分析

财政支出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其经济产出效应决定着财政政策的效应水平。财政支出效应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出总量的产出效应和财政支出结构的产出效应两方面[‘刁〕。财政支出效应的评价是政府制定财政政策的依据。利用固定参数和线性形式的计量经济学回归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     

广东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

为了厘清广东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利用1990—2017年广东省人均财政支出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包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使用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果发现:广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放大效应非常明显,并且具有较强的时间特性和区域特性。最后,提出扩大广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放大效应的措施:今后广东应该继续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以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广东财政支出不能仅着眼当前,而更应该放眼未来;广东财政支出应统筹兼顾珠江三角洲、粤西和粤东并向山区适当倾斜,做到确保效率兼顾公平。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环境税费污染减排效应研究

以环境税费为自变量,以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为因变量,以人均GDP和政府竞争为控制变量,构建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建税的污染减排效应较好,其他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不明显。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环境税费政策,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从长期看,应取消排污费,开征环境保护税,增强环境治理的针对性,充分发挥污染减排效应。     

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分析

财政政策作为调控手段,在宏观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1985-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时序数据,对国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强度、乘数效应等进行了研究;同时利用2006年我国各地区相应的有关截面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建模,对各地区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现时乘数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现今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为4.26:它们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各级政府应逐步增加财政支出力度,并注重合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便有利于各地区和全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基于环境社会核算矩阵的内蒙古环境治理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环境治理投入对区域经济各部门的反馈作用及内在联系是环境经济研究的最新领域也是前沿。本文基于内蒙古环境社会核算矩阵(ESAM),利用SAM乘数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环境治理投入与经济产出及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环境治理投入对经济发展具有弱乘数效应;②环境治理投入对环境承载力的提高有正效应;③经济发展对环境自我净化能力有负效应;④第三产业乘数效应弱于第二产业,应加强产业结构优化。其结论可为地区环境政策制定及环境综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和效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实证研究了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就业决策和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具有显著的就业抑制效应,而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则具有显著的就业促进效应,并且对于不同的就业类型,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和效率的影响效应具有稳健性.从不同群体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不同学历和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居民的就业具有异质性影响.从支出结构来看,教育支出比重和效率的提升均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就业概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比重的提升不利于居民就业,但其效率的提升却具有显著的就业促进效应;医疗卫生支出的就业效应并不显著.从就业质量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收入上,对于工作时间和工作自主度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政府应从优化支出结构和提升支出效率两方面着手,切实保障民生性财政支出就业效应的有效发挥.     

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财政支出的 环境效应

利用中国1997～2015年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进行检验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既存在直接的污染效应,也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剧污染;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化会导致环境污染加剧,但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偏重于扶植第二产业。因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产业政策和以市场化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等措施有利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我国省际财政支农绩效分析

正确测度并优化财政支农绩效对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十分重要。在建立包含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的较为系统的财政支农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大陆地区26个省(区)2007-2011年的财政支农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部环境中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提高财政支农效率的有利因素,而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对财政支农效率提升具有反向作用;在剥离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的影响后,财政支农效率整体呈现出下滑,但在样本期内,每年的效率值均呈上升态势,财政支农效果正逐步得到改善;按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0.9的临界值可将财政支农效率划分为4种不同类型,各省可以根据自身效率的不足,有针对性地从管理水平提高或生产规模改进两方面改善财政支农绩效。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基于社会福利指标的我国财政支出合理化研究

财政支出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通过设计社会福利综合指标,利用1978—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水平与社会福利综合指标进行了计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综合指标存在显著的"Amey曲线",但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过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足;地方财政支出过多,中央财政支出不足;在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投资比重过大,用于公共服务支出过少。研究结论对我国财政支出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改进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服务支出。     

财政支出结构与大城市化的城镇就业效应研究

增加城镇就业是加快人口城镇化发展和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支撑。利用200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软件stata12.0对数据进行处理,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和大城市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大城市化对城镇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提高大城市比重有利于提高城镇就业水平。从财政支出结构上看,教育支出对城镇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不明显。财政医疗支出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为负,但医疗产出性指标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为正。     

财政支出结构如何影响农业保险的反贫困效果

利用2007—2018年我国财政支出相关数据，从保障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两个角度，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的影响及差异。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的总水平对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存在正相关显著影响，且保障性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为0.7555，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为0.5972；财政支出结构通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农业生产规模、农业贷款额度三个方面对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产生影响；保障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分别对重度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保障性财政支出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分别增加1亿元时，重度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会相应增加583100元和116600元。因此，在增加保障性财政支出投入的同时，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投入既有利于增强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又有利于缩小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的差异。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效率静态状况及动态变化——基于2008—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08—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效率,测算中国大陆31个省域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的静态效率,同时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效率动态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从静态效率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综合技术效率很大程度上由规模效率决定,取决于实际支出规模是否靠近最优规模,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效率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地区特征;从效率动态变化看,每年农村低保财政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其效率在下降,大体上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优于东、西部地区,主要诱因在于技术进步变动。由此提出从测算农村低保财政最优支出规模、农村低保对象识别机制、农村低保标准调整机制、财政支出均等化等方面入手,提高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效率,以更好地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