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经世书声音倡和图》中的北宋汴洛方音

本文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入手，详细分析了《皇极经世书声音倡和图》中反映的北宋汴洛方音现象，共有三类十二种，指出与同时期的其他韵图相比，《皇极经世书声音倡和图》真实地反映了北宋时期汴洛地区的实际语音，在宋音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浅论邵雍宇宙系统论的哲学意义

《皇极经世书》是邵雍建立先天象数之学的代表作。此书描述了宇宙体系和从唐尧至北周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把宇宙的演变纳入“元会运世”、“日月星辰”与“水火土石”的框架之中，表达了邵雍人从天道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现和阴阳、刚柔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     

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

本文首先概观了历史上各种"皇极"解释,然后考察了朱熹《皇极辨》的主要内涵。"皇极"是《尚书.洪范》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汉唐以来直至朱熹以前,训"皇极"为"大中"是主流解释,然而朱熹在遭受极大政治打压的晚年,毅然将《皇极辨》公诸于世,强调指出"皇极"应当解释为君主必须以身作则,为天下树立道德楷模。文章最后将朱熹的"皇极"新解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观察,指出"皇极"诠释之争不仅是概念问题,更是当时的政治问题。     

晚清“国士”王柏心生平与著述

晚清湖北学人王柏心,志在经世,被林则徐许为"国士",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均曾延请其为幕僚。他一生饱读经史,著述丰富,在文学诗词、水利文献、地方志和时事政论等方面均有传世文献,其经世思想主要浓缩在《枢言》和《续枢言》等施政文章中,体现了湖北学人对"世变"的回应。     

古代库车的佛教与佛教遗址

库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从公元前二世纪起,它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汉文文献中,古代库车被称作“龟兹”“丘慈”“拘夷”“屈茨”“屈支”“丘兹”“归兹”“鸠兹”等,这是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呼。但是,龟兹的名字用得最多,在《汉书》《后汉书》《魏书》《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都出现过。古代库车的区域与现代库车不同,其范围要大得多,它包括了今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讀《商君书》

《商君书》是秦孝公(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至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时期商鞅和商鞅学派陆续写成的一部充满着强烈变革气息的法家文献。这部书反映了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内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总结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全面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通儒语境中的史学——南宋遗民史学中的经世精神

史学经世宗旨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这种以史经世的精神在南宋遗民史学中亦有继承和凸显。经历鼎革之痛的他们在反思宋末空疏学风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经邦济世,撰写了《文献通考》、《资治通鉴音注》等史学巨著,凸显了史学经世精神,为元初史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邵雍“击壤三千首”考论

北宋著名学者邵雍自称其诗有三千首,而现存其诗集《伊川击壤集》不同版本均仅有一千五百多首,还应有一千五百首,但未见其中。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和目录记载了邵雍另一部不为学界所知的著作———《前定数》,书前共有两序,其一为邵雍之孙邵博所书。该书是以诗歌的形式表现易数内容,而我们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前定数》,其诗共存一千四百九十三首。两者相加诗的数量不仅与邵雍所称相一致,而且《前定数》在内容和语言等方面与《伊川击壤集》和《皇极经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明的起源——宋代学者的历史哲学

文章以邵雍《皇极经世》、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刘恕《通鉴外纪》与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为例,大略梳理了宋代史学中的四种倾向。宋代学者带有义理意味的历史著作,近似于现代学术的历史哲学,虽与实证方法不同,但其学术作用不失于积极主动,其学术传统仍来自于久远。尤为重要的是,宋人追溯远古鸿荒时代,均以高雅的文明境界作为历史的开端,代表了古代史学传统中的一种重要趋向。     

敦煌吐蕃文书第P、t1291号《战国策》藏文译文证补

一、引言 战国末期,流传着一些记录纵横家事迹的书,被称为“国策”。到了西汉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93年)著《史记》,曾采录了这些书的若干内容。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校书时,把这些书进行了编辑、整理,去其重复,校其脱误,共得三十三篇,其中西周一,东周一,秦五,齐六,楚、赵、魏各四,韩、燕各三,宋、卫合二为一,中山一。刘向把它定名为《战国策》,他在《叙录》中说:     

张岱《石匮书》的史学价值及其缺失

张岱原是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纨绔子弟,明亡后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致力于明史的纂修。他对《明实录》屡遭篡改及各种当代史在编纂过程中的任情褒贬、曲笔讳饰等种种弊端深恶痛绝,决心对明代历史进行全面的整理,订正其中的“诬妄”。其史学代表作《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具有“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特点。在体例上仿效《史记》,但有所创新。其中序论集中反映了张岱的历史观及其对人物、事件评价的标准。     

论班固的创新思想

郑樵说班固<汉书>"尽窃(司马)迁书”,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班固"断汉为史”,创造了新的著史格局,对<史记>五体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改造,使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确立.<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写了大量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思想.     

荀勖在目录学上的成就

西晋时期,荀勖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整理成果,在图书分类法上沿袭郑默的《中经》,并且对之进行改革,形成四分法,即将经、史、子、集按照甲、乙、丙、丁排列顺序。虽然这种分类法还比较粗糙,但为后世图书四分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荀勖还将整理的一大批出土的竹简编为《汲冢书》,为后世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著书动机及其解经立场

在《诗经》学史上,朱熹的《诗集传》与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宋代新旧两派的名著,前者在后代拥有极多的所谓"拥朱派"述朱派"著作为作疏解,后者则有宋儒戴溪为之续作。从书名《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观之,戴书的写作目标不外是在为吕书进行补充、修订,或者是延伸的工作,于是,《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也就直接被归为旧派著作,是否真的如此,需要针对戴书的内容作实际的检视才行。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荆楚岁时记》作者、注者与版本源流考述

《荆楚岁时记》作为一部重要的民俗典籍 ,它的作者与注者都有相当的知识储备与文化条件。作者、注者对公元 6世纪南北民俗的记述 ,为我们保存了当时中国岁时民俗的真实面貌。本书自南朝著作完成之后 ,流传于隋、唐、宋时代 ,元初已经亡佚。明人重新辑佚成书 ,清代有多种刻本传世。     

孔安国及其孔臧的生卒与学术

《史记》、《汉书》记载孔安国与孔臧的生平事迹及学术不详。综合前人成说,孔安国生卒年大致在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左右至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之间。孔安国学术内容广泛,其学术思想与稷下学派有关。孔臧生卒年大致在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至元鼎三年(114)左右。《汉书.艺文志》所录《太常蓼侯孔臧赋》20篇及唐复出的《孔臧集》早佚,今所见孔臧四赋、二书存于《孔丛子.连丛子》,尤其是四赋多为四言诗体形式,是所见较早的西汉四言诗体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