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即官僚制的出现）的论述并没有像对经济领域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分析那般细致和系统，尤其是韦伯没有如揭示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加尔文宗教义那样，揭示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通过重返被韦伯视为理性官僚制典型的普鲁士官僚制于17—19世纪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启发我们从官僚化的价值伦理角度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补充。     

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

世俗化及逆世俗化范式的对立其实蕴含着更大的连续性，即如何理解宗教多元主义背后的诸神之争，总的来说，韦伯之后那些解释宗教变迁的理论范式均未突破韦伯对宗教的比较研究范畴，难以在当前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为个人提供总体指导，但是二者共同揭露了诸神之争条件下西方宗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互作用所促成的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即西方宗教维护自身价值理性的方式从中世纪教会主导的政治性垄断过渡到现代性条件下宗教多元主义的市场化竞争。     

韦伯“英国法悖论”的理性观反思

韦伯的"英国法悖论",是指按韦伯的理性化标准,英国法的理性化是程度较低的.然而事实上英国法又能较好地保障英国人的确定性、自由和秩序."英国法悖论"的产生,在于韦伯将理论理性视为唯一的理性并将其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英国法.事实证明,英国法的实践理性不但是一种理性化道路,而且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理性化之路.反倒是韦伯的理论理性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认真反思韦伯的理论理性法治观.     

韦伯论中国的社会和宗教

马克斯.韦伯(M axW eber)在其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设: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分析相对应的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所作的出色研究。韦伯的论点为:中国自秦代以来拥有统一帝国式的持久和平,人民有广泛的迁徙自由,货币经济也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理性化的经济秩序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及其掠夺性的政治资本主义;其二是儒教和道教的精神特质阻碍了包括信任关系在内的经济理性化的发展,使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胎死中。韦伯的分析认为:受儒教和道教浸淫的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使得制度创新和理性化丧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观点对我们是富有启迪的。     

我是老虎 我怕谁——“双星”20年本刊记者二十问汪海

中国企业的成功之道，大多是一个企业家成就了一个企业，双星也不例外。作为中国最早的制鞋企业，“双星”虽然已有83年的建厂历史，但真正壮大发展却是1984年以来的这20年，而这20年，正是在著名企业家汪海的指挥下，双星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西方“新韦伯主义”教育观概述

“新韦伯主义”学派为西方社会学中冲突论学派的分支,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起构成70年代以来冲突论学派的两大基本阵营。50年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侧重功能主义;进入60年代,冲突论学派因更能解释社会和教育的变化而取而代之。冲突论的开山鼻祖,在西方被确认为马克思和韦伯。这一学派共同采用冲突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和教育问题。70年代初,这一学派逐渐分化,始形成“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两大分支。“新马克思主义”偏重以社会政治、阶级结构的观点看待教育的作用,而“新韦伯主义”的出现则是对“新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科学的价值——评施特劳斯的韦伯论述

在施特劳斯的思想世界中，韦伯的处境是悲剧性的：他命定了要信仰科学，可是由于受到历史主义的深刻影响，内心深处又不得不对科学的价值怀有极度的不安。施特劳斯一方面通过一个下降的思想历程揭示出韦伯困境的深层根源：韦伯坚持价值中立是因为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借助理性来解决，而后者又是因为科学无法在面临启示的挑战之下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是因为他对科学及其处境的理解是不完善的。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通过一个上升的思想历程去超越韦伯所陷入的深渊：前哲学的自然世界是哲学与启示的共同起点，通过政治哲学（必然要求价值判断）迈向一种探询式怀疑主义的哲学，它始终满足于表述而非解决存在之谜，这就使得启示成为可能和必要。哲学的价值在这种永恒冲突中得到确立。     

“文明体”与“上层结构”：两种视角下的悖论对韦伯与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观的比较

布罗代尔与韦伯的资本主义观互相矛盾。韦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文明体 ,从文化与宗教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 ,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的进步 ;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当作上层结构 ,从政治 -经济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资本主义 ,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理论预设与分析视角的不同是二者观点分歧的根源。     

内在张力的生成及其缓解——略论五四诸子的“个人社群观”

本文从中国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背景分析入手，通过对五四诸子“个人社群观”嬗变流程的脉络梳理，来揭示彰显其内在思想张力之生成及缓解的深层缘由。作者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原生基石预设于“个人主义”所取得的毋庸置疑的先验地位之上，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则与此迥然有别。虽然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派为了摆脱两难困境，曾经一度突破了保守派布下的樊篱，逼近触摸到“个人本位”的观念，但在“启蒙的屈辱”的心理作用下，很快又回撤到早期先驱者的归宿窠臼中去，重新操持起“社群本位”这一当代社群主义的主流话语。这种在中国近代思潮史上屡见不鲜的殊途同归现象，究其根源乃在于，当面临着与生俱来的内心撕裂之痛苦时，亲历者往往采取了二者择一的一元化思维进路，抑或是某种笼统模糊的调和手段，亟欲强行将之缓解。而从如此颟顸浮躁的心态出发，在现实政治的运作过程中只能导致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相背离。     

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 一种假对立(上)

马克斯·韦伯把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定为两种截然对立的伦理导向,这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本文剖析了韦伯的论断的基本内含,并在此基础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值此世纪之交,应该在认识论而不是在决定论或感情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以问题和行为为导向的新型的经济伦理学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晚清温州永嘉学派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困境

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本文以康有为完成于1904年底的《意大利游记》为说明性个案，试图呈现其欧亚文明论的基本面貌。文章将文本与这位“先时之人物”所处的时代相联系，勾勒出康氏的旅欧行程、意大利考察和文明叙述的轮廓，梳理了康氏在其“异域志”中表达的有关升平一统（帝国）、中西文明之异、文明关联互动等看法。文章指出，《意大利游记》是古代华文异域志的近代遗响，而康有为借之表达的看法，实构成一种“文明-现代性”主张。本文为作者所写有关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之论文的续篇。文章指出，康有为对文明的界定与其同龄人涂尔干的看法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点：康氏与涂氏都将现实发生的文明界定为“超社会现象”，视其为国族与世界之间的中间范畴，但相比于从结构观点看文明的涂尔干，康氏在考察文明的存在方式时更关注其历史的治乱轮替动态，也更为重视其政体实现形式。文章最后，作者思考了20世纪康氏欧亚文明论的遭际，指出相比“国族营造”之社会科学，康有为融通“我他”文明的叙述依旧有其启迪。     

康有为"新仁学"的建构及其历史价值

1 9世纪下半期 ,康有为在今文经学的旗帜下 ,借助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 ,构建起以“仁”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把“仁”由传统引向近代。这一思想体系在当时历史背景下 ,具有救亡和启蒙的两重意义 ,它既是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 ,保持住儒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而开展的一场民族文化救亡运动 ,同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改造又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 ,为儒学由传统走向近代开启了新的路向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论儒家义利思想的逻辑体系及其意义

一般人们往往以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尺度武断地将儒家义利观认定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其实传统儒家义利观是不断“与时进焉” ,不断演进和丰富的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儒家义利观体系 ,即 :本体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在道德本质上 ,它坚持了道义主体论倾向 ,逻辑表述为 :义为利之本 ,义重利轻 ,义以建利 ,义利统一。就价值而言 ,个体人在现实中所面对纷争进行正确选择应具备的道德素质是基础性应用价值 ;更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于政治伦理意义上 ,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传统儒家义利观 ,经过不断演进 ,通过有效解决现实世界利益冲突形成道德观念体系和操作原则 ,成为中国主流义利观 ,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康有为和孔教会：民国初年儒家复兴努力及其挫折

文章通过对于辛亥革命之后孔教会试图通过立法手段将儒家国教化和以西方的教会形式传播儒家的努力的考察 ,试图说明儒家在失去了作为社会合法性依据的地位之后 ,在现代法律制度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下 ,寻找其社会立足点的一种努力 ,对于我们认识现代种种关于儒家思想前景的争论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社会结构与儒家理想:瞿同祖法律与社会研究中的断裂

瞿同祖的早期与晚期著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早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二书中,社会结构与儒家理想通过法律严密地搭合在一起,但是这一严密的结构在晚期著作《清代地方政府》之中被极大地颠覆了。本文通过考察以亨利·梅因为代表的西学对于瞿同祖思想的影响,指出瞿同祖对于法律的考察有着“去自然法化”的特征,即忽略法律的道德内涵,并且以研究协变为历史考察之要点。在《汉代社会结构》一书中,瞿同祖试图将这套机制分析与儒家理想“亲亲”与“尊尊”相结合以解释社会结构的维持和变化,却发现这一机制导致了结构的极端不稳定。这极有可能导致了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忽略儒家经义而赋予社会条件本身以高于一切的重要性。     

略论儒家德治思想的普世意义

德治思想是儒家留给我们的一份优秀文化遗产。它建立在久远的民族文化根基上 ,以人性善为理论依据 ,以仁学与礼学为基本内容。儒家德治思想具有普世性和现代意义。实施“以德治国”应当开发利用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