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本文以康有为完成于1904年底的《意大利游记》为说明性个案，试图呈现其欧亚文明论的基本面貌。文章将文本与这位“先时之人物”所处的时代相联系，勾勒出康氏的旅欧行程、意大利考察和文明叙述的轮廓，梳理了康氏在其“异域志”中表达的有关升平一统（帝国）、中西文明之异、文明关联互动等看法。文章指出，《意大利游记》是古代华文异域志的近代遗响，而康有为借之表达的看法，实构成一种“文明-现代性”主张。本文为作者所写有关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之论文的续篇。文章指出，康有为对文明的界定与其同龄人涂尔干的看法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点：康氏与涂氏都将现实发生的文明界定为“超社会现象”，视其为国族与世界之间的中间范畴，但相比于从结构观点看文明的涂尔干，康氏在考察文明的存在方式时更关注其历史的治乱轮替动态，也更为重视其政体实现形式。文章最后，作者思考了20世纪康氏欧亚文明论的遭际，指出相比“国族营造”之社会科学，康有为融通“我他”文明的叙述依旧有其启迪。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证伪：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与必然 兼与张杨商榷

本文针对张杨《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一文展开争鸣与论述,指出证伪是理论检验的必然结果之一,相对于证实而言,证伪更有效、更可靠。本文还就张杨文中对波普尔证伪理论的误解做了澄清,指出波普尔的证伪并非“单个反例证伪”,证伪、可证伪性、证伪主义三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不能加以混淆。文章就张文提出的证伪在社会科学中面临的四个挑战做出一一回应：（1）“迪昂奎因命题”不能成为证伪的诘问;（2）穆勒命题不能挑战证伪主义;（3）统计陈述不是概率陈述;（4）限界条件与证伪的结合使社会科学的理论更加科学。     

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鲍曼的理论构想及方法论探析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 鲍曼在4050 年发表的《社会学对后现代性的回应》（后收入《后现代性的通告》）一文中首次对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进行了区分。鲍曼尝试用“社会性”、“栖息地”、“自我建构”与“自我组装”等概念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崭新的人类状况。本文试图在阐述鲍曼关于后现代性社会学理论构想的同时，剖析这一构想所凸显的社会学在后现代状况下的理论定位及方法论问题。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实质的经济:《礼物》和《大转型》的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

莫斯和波兰尼在《礼物》和《大转型》中开创的经济人类学视角为反思当前状况提供了思想资源，但20世纪以英美人类学者为主的解读偏离了两位作者的真实意图并忽略了两者的相通性。这包括：对功利主义的形式经济概念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礼物与商品对立的反对；财富的观念和货币的形式性交换是对社会的实质性交换，即存在于社会深层结构和心智系统中的交换的组织和体现；莫斯和波兰尼在探索现代社会和个人观念的诞生问题上，可以构成互补。最后，波兰尼关于“双向运动”“虚拟商品”“嵌入”的观点以及莫斯关于“总体呈现”的论述，都应置于他们对社会的整体性和实质性的坚持中来理解。莫斯和波兰尼的论述拓展了个人和社会的概念边界，提供了对个体自由和市场的不同理解，他们提出了一种以社会整体性为基础的关于“经济”的多元概念，二者共同奠定了实质主义经济意义上的经济人类学基础。     

行动历程中的叙事与筹划

本文尝试建构一种理论社会学的综合视角,它由三个部分即基础存在论、主体主义式结构论和能动主义式特征化构成。本文的主要尝试是：（一）在结构论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和象征全域与能动主义特征化方面的叙事和筹划之间构想一种理论联系,使其更适合于实证性的研究;（二）为了使叙事和筹划这两个概念在具体事例分析中更具可应用性,尝试对其在若干中国古典叙事分析上的适用性;（三）着重区分主体性和能动性两个概念,尝试使社会学分析中的“行动者”自觉于某种存在论蜕变,实现由主体性到能动性的转换。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从莫斯到列维—斯特劳斯:“玛纳”与实践观念的可译性

“玛纳”这一典型的巫术概念构成了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经典“案例”。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对它的不同诠释体现了从法国社会学派到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转折及分歧。本文从莫斯的文本出发将“玛纳”定义为“实践观念”，并以“可译性”为切入点，试图证明在“实践观念可译性”问题上的分歧背后隐含着社会本体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行动哲学这三个层面的分歧。最后，本文认为，关于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之关系的最常见观点实际上是对这一关系的过度简化。     

Nations,National Cultures,and Natural Languag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Nations

This paper seeks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ology of nations, a literature that is only starting to carve out its pla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paper offer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nations” as “national cultures”, employing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a systemic framework in which “nations” are understood as cultural systems of a special kind. National cultures are intimately tied to natural languag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a national culture occurs a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acquisition of a natural language. Acquiring a natural language is a prerequisite for learning other cultural systems (artefactual languages as well as other natural languages). National cultures function as metacultures. They are also the reference cultures for modern states and their citizens, a political dimension of nations tha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hough it will only be touched on in this paper. National cultur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type of cultural system today.     

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之重估

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试图重估其社会学遗产。本文指出,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即是从内外两个面向揭示美国文明自19世纪末以来的转型及其危机。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社会的不同判断及其分歧的实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以米尔斯关于古巴革命的晚期著述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讨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但是,对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的重估,并不止步于此。米尔斯关于社会学写作的文体和“风格”的想象,即其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构成了其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指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民族与伦理实体

人类世界由诸多民族构成。民族与文化间的联系是深刻而密切的,而决定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伦理文化,可见伦理对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作为伦理钍的共体的民族与作为普遍物或普遍定在的精神的结合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化,伦理精神内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即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精神。民族伦理实体一经形成,其内在的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便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之中,并以“整个的个体”即主体的形式出现在由诸多民族伦理实体所构成的伦理世界之中。在全球化语境下,要增强作为伦理实体的中华民族的伦理认同,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觉、自信、自强及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地位,并为构建和谐世界、推动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首都网络文明建设模式创新研究

本文通过综合应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首都网络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与主要问题,深入研究首都网络文明建设的引导策略、虚拟世界的网络文明和现实世界文明问题的互动形式以及整合资源形成网络文明建设合力等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措施。     

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争执:涂尔干的道德科学

要把握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对其基本思维方式进行辩护和反思，我们应将它置于它曾经努力挣脱的学科体系中，并把它视为对现代伦理学的一种回应。本文通过检讨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的道德科学对伦理学的两点批评来触及社会学的基本主张。针对伦理学把自己理解为一门立法科学的定位，社会学强调只有从对道德事实的实证研究入手，才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规范。针对伦理学把实现人的本性作为道德的目的的观点，社会学主张从社会功能出发来界定道德。可以从这场争论中看到社会学如何试图通过对经验现实，特别是非西方民族的宗教和社会形态中的合理性的把握，突破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典范地位，进而为人们构想现代社会和道德提供不同的思想资源。     

“三个文明”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

"三个文明"建设与宏大的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尤其是与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现实需要以及领导人的思想状况等原因,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分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朝着"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方向继续努力.     

从民族之镜到现代之境——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逻辑的基本演变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从确立现代民族意识(无论是反传统的，还是拥护传统的，其实在这一点上都是民族主义的)到形成现代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首先是一面民族之镜，一种民族精神的折射；其次也是一面现代之镜，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受与批判。这是一个现代的形式(现代西方的哲学、科学、文化范畴、政治经济制度)与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心理)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是一个用民族之镜反映与接受现代世界文明的、艰难痛苦的观念转变过程，一个逐步走进现代社会现实之境的、批判性反思性的曲折实践过程。     

“和”与中华文明的发展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浸透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和”观念的起源很早,先秦“和同之辨”推崇“和”而贬损“同”。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就体现了“和”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自身也以“和”的精神进行自我整合。“和”的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对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前途和世界文明的未来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