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并刻画其时空演化格局,进一步采用双变量LISA模型探究二者的空间联合演化趋势,以及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系统探究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时间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均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空间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表现为东部地区较高、东北地区较低且降幅明显、西部地区增幅最大。(2)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在研究基期具有正向空间关联性,到研究末期则逐渐转为负向空间关联性,区域异质性增大;高高集聚型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型集聚区片状分布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具有非线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正向作用较西部地区薄弱。据此提出,应进一步筑牢环保意识以推进高质量发展,立足区域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加强技术创新以发挥减排效应等,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人口、经济因素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1997-201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经济因素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死亡率、教育投资、人均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等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存在较显著的正向效应;出生率对人口老龄化存在负向效应.从区域层面看,死亡率、教育投资、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均为正向效应;出生率在三个地区对人口老龄化均有负向影响;健康投资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有负向效应;非农产业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效应也为负.     

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空间集聚和信息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省级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负向影响;考虑信息化的作用时,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情况下,信息化水平越高,则越有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不同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要求并不相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正向影响.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等也会对制造业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研究认为,以制造业效率提升为导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当权衡空间集聚与信息化趋势.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分析

旅游业空间集聚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和基础,规模经济效应反映了产业集聚的效率水平。鉴于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的现实情况,在通过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熵指数衡量我国旅游业集聚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的前提下,利用2007—2016年31个省份的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东中西部和西南地区旅游业呈现规模经济效应,东北地区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2.空间集聚促进规模经济实现,但不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条件;3.我国区域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回波效应大于辐射扩散效应;4.政策因素在我国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限创新要素视角

采用201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数字化测度体系,实证检验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空间效应和市场机制。结果证实：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二级指标存在直接提升作用;提升一级指标的地区异质性较弱,提升二级指标中经济效益和绿色发展的地区异质性明显;产业数字化对邻近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虹吸效应;技术市场规模正向调节产业数字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而国际市场规模则负向调节该提升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应弱化要素集聚层面的政绩考核指标和技术应用服务的属地属人性质;强化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创新应用和创新集成;优化创新要素集聚后的长期性、稳定性政策扶持和技术孵化;建立健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     

科技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科技服务业能够促进制造业向高端环节攀升,但是当前科技服务业集聚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仍显匮乏。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构建了空间权重矩阵,考察了科技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科技服务业具有很强的空间关联性,科技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能通过劳动生产率正向促进产业升级,且能够通过创新产出中的中间产出和创新产出中的最终产出影响产业升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提升。因此,应制定政策促进科技服务业集聚,大力发挥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创新产出中中间产出的推动效应及其对创新产出中最终产出的推动效应;促进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建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良性互动机制。最后,针对当前西部地区引进外资不能促进该地区产业升级的事实,西部地区应不断提升引进外资的质量。     

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区域差异与空间集聚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区位产值指数、地区专业化指数及空间分离指数,并把2001-2010这10年分成2001-2004、2004-2007及2007-2010三个时间段,分析了中国医药制造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集聚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总体的专业化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低于中部地区,而且各地区间的专业化水平差异较大,尤其是东部各省市与中西部的比较;另外,地区专业化水平在三个时段呈现“低-高-低”的特点,十年间整个医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也表现出“扩散-集聚-扩散”的规律。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群创新效率时空演化机制及驱动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九个城市的研究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ESDA模型测度珠江三角洲九个城市2010—2020年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该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珠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先后经历“低速增长期”“瓶颈衰退期”“平稳发展期”三个阶段，Malmquist指数呈上升趋势，总体发展趋势良好。（2）城市间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呈连片“区块状”分布，高效率“隆起区”与低效率“塌陷区”形成鲜明对比，且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3）政府支持、研发投入、开放程度、教育水平、产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起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水平与产业集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经济集聚、空间溢出与农民增收

运用1998—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构建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测度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不同的空间关联模式下,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存在低水平聚集的现象。控制工业化率、资本劳动比以及人均农业总产值等变量,邻接权重和经济权重下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在区域内部、区域间及总溢出效应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需谨防工业化虹吸效应的不利影响,中西部地区需保障区域内部合理的经济结构比例、降低技术外溢的区域间距离。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行业差异及门槛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劳动力共享和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制造业集聚,影响大小因行业污染密度不同存在差异且具有门槛效应.选取2006-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2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先将其根据平均污染密度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两类,然后依据门槛面板模型分别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这两类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但影响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区域环境效率的实证测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契合高质量发展理念对中国区域环境效率加以非参数测度,运用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区域环境效率的时空特征和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区域环境效率整体改善呈由东至西逐渐递减的空间不平衡分布,但该空间差异总体表现为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仍是导致空间差异的主要根源;区域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高效率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而低效率区则分布于西部内陆省份;强制型环境规制、自愿型环境规制和城镇化对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财政分权抑制了区域环境效率的改善,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影响并不显著;自愿型环境规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规模、劳动力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劳动力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第二,高等教育规模会抑制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四,不同地区劳动力质量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从教育角度要稳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与提升教育质量并行;从地区发展角度中西部地区要增强就学地粘滞作用,提高就业吸引力;从国家政策角度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强化政策引领作用。     

制造业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高维架构与溢出效应

资源配置是探究制造业空间网络如何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维度。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采用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制造业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高维架构，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解析网络资源配置的溢出效应，从而揭示制造业空间网络作用区域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维架构是对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整体抽象，也是量化探究其逻辑与效应的有效工具。制造业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高维架构形态上呈现出从少中心到多中心的结构演变，联系上愈发紧密且地区间互动方向出现由“内双外单”到“内双外双”的趋势转变；节点城市的集聚、扩散与调配力支撑着高维架构的有效运行，三种作用力共同引导资源的空间配置，赋能区域的发展过程；制造业空间网络的资源配置会对制造业集聚发展产生显著正向的本地效应与外溢效应，且两种效应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2006年至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保持在0.4-0.6区间,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后劲乏力。相关面板数据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表明:在消费视角下,全国层面和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现金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向,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地区人均GDP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普通高中在校人数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建议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新型城镇化推进方略。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

在数字中国建设下,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及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推动旅游产业“数字化”与“低碳化”协同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指数、自下而上法、空间自相关、空间错位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剖析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均呈现出“东部高,西北和西南部低”的空间布局,地区非均衡性显著;在空间集聚上,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出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的HH集聚以及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LL集聚特征;在空间错位上,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正向空间错位现象,广东省空间错位指数均值绝对值最高,呈现负向高错位特点;湖北省均值绝对值最低,空间错位演变较为复杂;在空间溢出效应上,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区旅游业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邻近地区旅游业碳排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区域制造业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

从省域间制造业联系强度、省域间制造业发展差距和省域间制造业增长差异三个层面,运用熵值法测算省域间“点对点”形式的制造业协调发展水平,进而利用期望求值法确定2012～2021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制造业协调发展水平,结果显示：我国整体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制造业协调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东部、中部地区制造业协调发展水平均高于全国制造业协调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制造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制造业协调发展水平。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区域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财政支出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区域制造业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现阶段人力资本水平不利于区域制造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