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酒与阮籍的仕宦生涯

阮籍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与中国文学史上均不可或缺。但其仕宦生涯恰值司马氏篡魏的年代,便有阮籍“偏向司马氏”之论,对一代名士的人格不无贬损。考究阮籍的仕宦行状,可知阮籍从事司马氏父子十数年,乃时势迫其然,且未见什么“偏向”踪迹。其间,酒作为阮籍与司马氏父子周旋的舞台导具,演出的是令人荡气回肠的人生悲剧,从而使阮籍在无可奈何中避免了政治迫害,得享天年而长醉不醒。     

‘随会奔秦”与‘司马氏入少梁”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述自己的家吐时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周宜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裹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罕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王弼玄学理论与曹魏政治

曹魏正始年间 ,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在文化领域展开激烈斗争 ,双方极力争取学术精英的支持。王弼精心审时度势 ,采取了拥戴司马氏的立场。他致力于融会儒家与道家学说 ,与司马氏集团保持哲学、政治思想上的一致 ,并以学术论争的方式疏离曹爽一派。他在《老子注》、《老子指略》中提出“崇本息末”的思想 ,具有批判曹魏政治弊端的性质 ;在《周易注》中阐发《乾卦》的内涵 ,着眼于为司马氏拟订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倾向看 ,他是司马氏集团在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

司马懿凭借自身的政治才能、家族的力量以及朝廷大臣的支持,通过高平陵政变,建立起霸府,控制曹魏政权;经过司马师、司马昭的发展,终于由司马炎以晋代魏。司马氏霸府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司马氏霸府依靠架空朝廷、曹魏朝廷官僚霸府化、军政一体化等措施来发挥权力中心的功能。     

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

阮籍《首阳山赋》的关键在于批评伯夷、叔齐的二段文字,文章根据有关史料及阮籍相关作品,认为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批评伯夷、叔齐,实际上是阮籍表达强烈的悲愤和深刻的自责。阮籍在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时被加官晋爵,不得已与司马氏合作,他身前身后的名声可能受到污损,因此才发此愤激之言自责。此赋反映了阮籍在魏晋易代之际反对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嵇康的处世心态与人生悲剧

纵观嵇康在正始末期以后的生活,虽然他一再声称自己远离世俗,但实际上他并未远离政治;虽然他曾遁隐山林,数次与"神仙"交往,但他并没有得道成仙;他高举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旗,但他并没有完全超越名教。在吕安与吕巽的事件中,他有着清醒的是非观念,义无反顾地为吕安进行辩解。对于司马氏以"孝"为幌子而进行的篡权行为,他也毫不妥协地进行了抨击。正始以后,他一直高举着反抗司马氏篡魏的大旗,处处与之对抗,并且敢于坚守自己的志向,敢于向司马氏的篡权发出大胆的质疑与挑战,最终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这场悲剧,与嵇康正始末以来的处世心态息息相关,是由他桀骜不驯的性格所造成的。     

阮籍人生苦闷原因的探讨

对于阮籍,长久以来就有这样一种主流观点：阮籍属于曹魏集团,他一直对司马氏政权表示着不满和消极的反抗。他的人生苦闷也正是司马氏残暴统治压制下的结果。本文则通过对阮籍的任职情况和思想状态方面的考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阮籍并没有属于任何政治集团,他的一生尽管大多非常苦闷、消极,但这只是他的人格、理想和当时混乱纷争的现实有了严重冲突的结果。     

司马迁调整《史记》断限之原因

《史记》"述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所订定的断限。司马谈将《史记》起于陶唐,一是司马氏的先祖在陶唐时期显扬于世的缘故,二是基于"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司马谈将《史记》讫于麟止,是因为《史记》自比《春秋》,是接续《春秋》而作,孔子辍笔于麟止,因而仿效讫于麟止。从"自传"和"记载历史"的视角来看,司马迁将上限移至黄帝的原因,一是黄帝是司马氏的始祖,二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子孙。这是从个人家族的血缘关系扩大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史记》的下限经过司马迁三次更动:第一次下修至太初,第二次下修至天汉,第三次下修至武帝末年。其原因皆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必须加以记载,而且这些事与司马迁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

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思想演变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曹操执政时期,其权力合法性存在很大的危机,执政者加强控制,士人不得不在观念上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在魏文帝、明帝时代,权力合法性危机得到缓解,政权内部集团的势力相对平衡,总体上为玄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司马氏专权时期,其僭越的权力形态寓含着合法性危机,使其加紧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玄学的思想活动失去了自由的环境,魏晋玄学至此告一段落。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司马谈论道家的尚简政治思想

司马谈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思想家和大学者.他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作过深入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六家要指》一文之中.司马谈从"务为治"即把六家学说定性为治理国家的政治学说发论,把道家的政治思想与阴阳、儒、名、墨、法等五家的政治思想作了区分和比较.他认为,道家吸收了其他五家的长处,又没有五家的短处,比较明确地把道家无为政治思想概括为简易政治思想,形成了道家独特的简易政治思想风格.司马谈虽然论的是道家,但主要讲的是老子.     

《崇让论》与魏晋社会转型

《崇让论》是魏晋更替之际吏部郎刘寔为即将出现的司马氏王朝设计的整顿吏治、调谐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理想方案。司马昭灭蜀后,改朝换代在即,朝中一些司马昭的心腹高官纷纷上书为其出谋划策,提出诸多治国理政构想。《崇让论》从认定官员选拨标准和官吏晋升方式入手,探讨统治集团内不同阶层合理流动的途径,以期使司马氏政权充满活力。刘寔在其中提出了政治人物应该具备的道德观和新生统治政权应该建立的社会秩序。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由"人治"转向"法治"

中国共产党执政已50余年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党执政方式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党政职能分开.20世纪90年代后期,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从而使我党的执政方式由"人治"转向"法治",这是我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     

魏末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

自魏明帝死后,小皇帝接连当政,朝中出现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最终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三代四口人的不懈努力,完成改朝换代的使命,建立了晋朝。其过程中,表现出了司马氏特有的称帝方式和魏晋更替中的争斗。     

夏侯湛仕宦经历四考

夏侯湛是西晋初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咸宁二年(276),夏侯湛在齐王司马攸的提携下补选为太子舍人,咸宁四年(278),在齐王司马攸的推举下再次擢升为尚书郎,太康三年(282),因卷入帝位继承人所引发的党派之争被贬为野王令,太康八年到九年,又出任中书侍郎与南阳相.本文就夏侯湛仕宦经历这四个阶段的系年问题及原因试做四考.     

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是其执政历史上的第一次执政.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新军队建设、新政体建设、新经济建设和新文化建设的探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其以后的执政积累了经验.     

司马光诗歌编年考五则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收录司马光诗1249首,至今没有详细编年.笔者以四部丛刊初编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为底本,依据相关史料,对其写作年代进行考证,兹举五则.     

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

阮籍早年在曹魏政权日益腐朽局势微妙的情况下，一再回避出仕，他的《咏怀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篇什对于以曹爽为首的当朝权贵进行抨击、讽刺和规劝，诗人此时内心相当苦闷，头脑异常清醒。高平陵之变（２４９）以后，司马氏掌握了实权，魏晋禅代的机运已在酝酿之中，从此阮籍与司马氏合作，长期担任要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的四言《咏怀诗》是写来歌颂司马氏的。司马昭对阮籍非常之照顾宽容，允许他保持嗜酒荒放的名士作风。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阮籍是反司马氏至少也是不满司马氏的，他在司马氏手下当官只不过是不得已的敷衍，其实这完全不符合阮籍的生平史实与诗文创作     

传统媒体传播力竭了吗

你知道司马他吗？ 进出写字楼却不识司马他？糟糕!你又落伍了……司马他是和杜拉拉一样有名的职场领军人物，他有一套被“80后”职场人士奉为经典、竞相效仿的职场生存之道。白领们不仅精辟地总结了司马他法则，更群策群力创作网络轻喜剧《司马TA呀》，图文并茂地进行阐释。     

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

魏晋禅代,司马氏霸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司马氏霸府的形成及府僚、机构建制、运作方式作了探讨,研究表明其霸府机构设置有三个特点:一是职主禁卫的中卫将军及骁骑将军的设置,二是参战的设立,三是霸府诸曹十分完备。其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朝官的幕僚化、霸府僚佐的官与职之间权限界定上保持着相当的含混性两个方面。